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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富贵学佛难”！我身边的富翁们也有不少家中供着观世音菩萨及各路财神，从赵公元帅到关公，从白财神到黑财神，他们口中确也整天喃喃念着“阿弥陀佛”。这时，如果你告诉他，“不好了，你买的股票跌惨了！”十有八九，他们会扔下手中的念珠，立刻脸色铁青地直扑电脑跟前，一阵骂娘的脏话与一连串的手机联络后，末了，你也有可能听到他们说：“阿弥陀佛、观音娘娘，这次你们要是保佑我度过难关，我一定把家里的佛像从18K金换成24K金。我还要给你们戴上钻石戒指，南非的钻石！”
这并不是我有意编排的闹剧，而是确实发生在我周围的事实。如果说是闹剧，那也是由我的这些“富友”们亲自上演的一幕滑稽戏，只不过当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丑态而已。说到我自己，我当然并非百万富翁，不过与时下大多数人的生活相比还算相当富裕，故而也把自己忝列富贵之列。但我却从自己一帆风顺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丝毫功成名就的快感与满足。在日日与富翁为伴的生活中、在天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里、在往来世界各地的奔波中，我看够了繁华背后的冷漠与奸诈；微笑掩藏的阴谋与算计；觥筹交错中，多少的生命被吞下大腹便便的肚里；一张张钞票背后无数人的贫贱与哭泣……因而我总觉得在这个几乎是用金钱堆就的世界里，一把火烧尽这些表象的金光灿灿后，这个世界还能留给我们些什么？当我们用尽全部心血把自己的生命建筑在纸币叠成的“事业”上，并最终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油时，这生命之灯的熄灭可否带来我们灵魂的安息？那时你是否要把这些纸币、这些人们印在纸上的数目字也一同带进坟墓里？透过富贵的浮沫，有一天，我在生命最本质的层面上终于抓住了一样东西——佛法。从此以后，我才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我的存在，才被赋予了原本就存在，只因我们的过度愚痴以致被淹没了很久的意义。
我的成长可算是顺利、风光的典型，学佛后我才明白这些都是宿世善根成熟的果报，因而现在在“消费”这些福报时，我也就格外小心、警惕。
刚一进入小学，非常幸运的是，我就碰到了一位朴实、正直的老师，她把“学雷锋”这几个字深植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使我终生都能把“为人民服务”当成座右铭。七岁半时，作为辽宁省所有小学生的唯一代表，我参加了辽宁省第十五次教育战线的“讲用会”。后来又一路领先，考入沈阳市的重点中学。最后，由于出生在一个药学世家的缘故，我又不负重望地考入了现在已更名为“中国北方药科大学”的这所重点高校，并选择了制药专业。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则又应验了那句老话——“芝麻开花节节高”。先是在九一年时，担任东北制药集团国家八五规划项目的技术翻译，在考察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过程中，邂逅了在西班牙度假的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女士和和她的当美国议员的丈夫。在了解了我的翻译水平后，他们夫妇俩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去美国！一定要去美国！”
那时候我正处于事业的上升阶段，也跟大多数做着事业、发财、名利美梦的人一样，哪里想到过什么佛法、什么出离的念头。受了他们的鼓动，我后来辞去了公职，开始了转战南北、驰骋东西各国的“个人发家创业史”：九二年任德国美康速公司中方首席代表；九三年任香港三江公司首席代表；九五年任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代表；九六年任葡萄牙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九七年任德国柏林化学股份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也就是在这种迈向巅峰状态的生活、事业过程中，我的心却随着日渐到来的名誉、地位、金钱反而渐渐空虚起来。特别是移民加拿大后，住在自己的别墅中，一旦从工作当中稍微抽出点儿清闲时间，原本非常难得的闲暇时光，在我却成了一种摆脱不去的重负：越是有空闲时间，我越是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极度空虚。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忙碌究竟为了什么？为了钱吗？我可不想像有些人那样，一辈子被钱役使。不为了钱，我生活的根基又在哪里呢？为了事业吗？我现在是越发觉得“事业”二字的可笑了。有谁会在心底为我明兰事业的成功而喝彩呢？而且这种事业与我从小就抱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于这个世界到底又有多大价值呢？有时与那帮阔太太们到俱乐部消遣消遣，我发现她们在一个下午的喝茶时间里，能几个小时地谈论你衣服上的一道花边。而太太们的丈夫、先生们各个又都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每人的领带都纹丝不乱、衣服都纤尘不染。他们谈到的话题永远都是政治与金钱这两大块。不过，如果你要让他们为非洲儿童捐上一美元，他们都会极为认真地花几千块钱先坐飞机飞到那里，然后戴上防毒、防传染病的手套，摸一摸一个非洲儿童的脸，再照张相，巡视巡视一个村庄，再掸掉皮鞋上的灰，然后坐上飞机回来。写上一份几千字的调查报告，再举行一个新闻记者发布会，最后面对摄影机镜头宣布：“我为非洲儿童捐款一美元！”
我真的是有些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已是世人公开的秘密，要不何来“无奸不商”呢？沉浮商海日久，接触到一些平日里看着温文尔雅的公众人物，但他们背后的阴暗面，真让人不寒而栗。商场上泡得久了，自己的心有时竟到了麻木不仁的境地。记得有一回与女儿一起赴一个大规模、高层次的宴会，当满座的中外宾客纷纷把筷子、刀叉伸向饭桌上一盘盘尚在酒精的燃烧火焰里挣扎着的醉虾时，我也毫不犹豫地把筷子对准一只正拼命往外爬的大虾，谁料女儿却在一旁大哭起来。尴尬的我怎么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只好把她带到卫生间。一问才知，女儿是觉得那些虾们太疼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感觉已被铜臭气熏得太迟钝了。
也就是在这种种的身心疲惫、困顿、空虚之中，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起我的人生。记得当初因家里是中医世家，故而多少熏陶得我对传统文化也有些偏爱。正是在接触古代医学理论的过程中，我零星地摸到了一些佛法的皮毛。但那时年少气盛、对未来充满了狂热妄想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把佛法当成生命支柱的。大约在九五年的时候，可能多半是出于好奇吧，我在河北遇见了柏林禅寺的一位法师，当时他专门给我开示过一段话，可那时的我又哪里能领会到其中深义，现在我才算多多少少回过点儿味来了。记得当时老人家说：“心识敏快并非长处，就像一个钟摆的功能并不在于它的快速一样。”当时我曾问师父：“那钟摆的意义又何在呢？”几年过后，被自己的贪欲这根弦上紧了的我，在快速地摆荡于名利之间、终感疲顿后，才总算明白过来，钟摆的功能是在时刻提醒你生命之钟的意义所在啊！
从此我便开始留心佛法。但由于未能遇上具缘上师，故而我对佛法的甚深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理，我想还是应该尝试尝试吧。故而这些年来一直瞪大双眼攫取金钱的我，也开始学着放钱、学着布施了。我想从自己最执着的环节下手，看看佛教说的放下身心世界后的通身自在是不是真的。如果放下钱财就能得到轻安与快乐，那么佛教揭示的五欲声色染污自性清净；六识起心造境、妄为分别，并执为枷锁的教义就应该是真理了。
于是，这些年来，我先后捐资给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兰州麻疯病院、拉萨孤儿院、北京儿童基金会及虚云禅林之“慧日楼”、中国佛学院之教学楼等机构、部门及寺院。
在这样发心的同时，我可以把我做这些事情时的真实感受告诉给每一位朋友：那真是一种身心通泰的畅快！因为你把钱用在了最能发挥钱的用处的地方；因为从别人感激的目光中，你能体会到心心相印的真诚；因为你第一次当了钱的主人；因为你可以借此体会到“舍得”二字的真义：舍去枷锁，得到自在与快乐。
在学佛的路上我就这么边摸索边前进，而在二○○○年六月时，我的生活却遇到了几乎难以跨越的障碍。要在平时，我早就烦躁不安了，或者就用世间法去“以牙还牙”了。不过已受了几年佛法滋润的我，此次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再回中国的五台山去，到文殊菩萨的清净道场上去静思反省一下。
结果，这个决定后来被证实为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幸运抉择。因为在五台山，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有关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一套明信片。其中有一张上面印着一位名叫晋美彭措的法王的相片。一看到这张法相，我的内心就像受到了一种极强烈的震撼，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哗哗往下淌。我并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而且也从不轻易相信所谓的神通感应，我始终觉得学佛应该是一件很平易的事。但就在面对这张非常平易的相片时，我的内心却掀起了一点也不平易的波澜。我急切地翻过明信片，我想后面一定会有与这位老人有关的话语。果不然，背后工工整整地印着他老人家非常欣赏的两句古德法语：“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