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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趧e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3期）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