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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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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们常说的把她搞臭。斯大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积极分子参加,作家法捷耶夫也参加了。法捷耶夫前妻格拉西莫娃回忆道:“不仅指责波林娜从事破坏活动,还揭发她同自己的秘书通奸。秘书是外国间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概是美国的吧,安插在波林娜身边。波林娜利用她同莫洛托夫的关系,窃取国家机密,并通过秘书把机密交给我们的敌人。”(《尚未揭开的秘密》)法捷耶夫前妻的回忆有误,因为波林娜任纺织总局局长时,秘书是女人,她同自己的上司一起被捕。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总局的两名男干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认两人轮流同年过半百的女布尔什维克“上床”。安全部的揭发击毁了波林娜,她再无反抗之力。莫洛托夫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耳听到下流无耻的诽谤,并举手赞成把波林娜开除出党,不敢弃权了。1955年,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苏联养病期间在医院里遇见莫洛托夫,这时斯大林已经去世,问他:“您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回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更应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斯大林拿委员会开刀,还因为他的一块心病,不消灭委员会,他的心病就好不了。这是同委员会毫不相关的另一件事,同他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有关。娜杰日达1932年自杀后,斯大林1948年逮捕了她的姐姐安娜、嫂子叶夫根尼娅和侄女基拉。斯韦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写得零散,我只能转述了。
娜杰日达的哥哥帕维尔长期在国外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便担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的助手,嫂子也随他到德国。帕维尔不时托人给妹妹带些小礼物,香水、童装之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经常批评娜杰日达使用外国香水。1938年帕维尔调回苏联装甲兵局,这一年“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死在办公室里”。娜杰日达的姐姐安娜是位心地极为善良的美人儿,身上有一种原谅一切的基督精神,正是斯大林最憎恨的,说“她的善良比卑鄙更坏”。她丈夫雷登斯是波兰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1938年被镇压。斯韦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中写道:“过了几天,我获悉姨妈(安娜)和舅妈(叶夫根尼娅)被捕的消息。这两位上年纪的女人从不过问政治。不过我知道,安娜姨妈的回忆录让父亲震怒,对舅妈叶夫根尼娅再嫁,并且嫁给犹太人也极为不满。于是她们一起被捕。‘知道得越多,便说得越多,这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父亲这样给我解释她们被捕的原因。”
叶夫根尼娅和她女儿基拉被捕的原因是“叶夫根尼娅多年来经常在自己寓所会集反苏分子,并向他们恶毒诽谤苏联政府首脑”,即斯大林。几天后,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安娜。接着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科夫的家庭成员、剧评家沙图诺夫斯卡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由于家庭的关系,曾在滨河街公寓住过,认识叶夫根尼娅和安娜。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滨河街公寓。三十年前,我曾翻译过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著名小说《滨河街公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作家所描写的阴森恐怖的大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我在莫斯科穿过别尔谢涅夫大街时见到过这座大厦,但当时并不知道大厦中的一套住宅已开辟为纪念馆,没进去参观,至今后悔莫及。大厦共有五百零五套住宅,供给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军队将帅和特殊人物居住。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和朱可夫元帅都在这里住过。叶夫根尼娅也住在这座大厦里。不少人被捕就是因为他们同她同住在一幢大厦里,有的还同住在一个门里。赫鲁廖夫大将的妻子被捕是因为她疏散时结识了叶夫根尼娅,战后到滨河街公寓看过她。雷达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乌格尔同叶夫根尼娅在一套住宅里住过,因此被捕。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斯大林怀疑高级领导干部的犹太妻子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外国犹太人传递情报,开始了大逮捕,连在他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他不可缺少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她同委员会毫无关系。阿利卢耶娃一家人又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出在沙图诺夫斯卡娅身上,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但她是剧评家,认识米霍埃尔斯,并时有往来。“于是一个蹩脚的剧本便编造出来了:以米霍埃尔斯为首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群下贱的走狗,盘踞在委员会里。他们通过沙图诺夫斯卡娅从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诽谤伟大斯大林的机密情报。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为娜杰日达和帕维尔的死向斯大林报复。委员会领导人把这些‘诽谤情报,交给美国间谍,至于美国间谍要这些情报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这种私人动机最能刺疼斯大林,对促使事件飞快转动起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尚未揭开的秘密》)谁是蹩脚剧本的编者,说不出准确的来,但肯定在安全部里,并揣摩透了斯大林的心思。
与阿利卢耶娃一家毫不相干的人都受到严厉惩处,何况娜杰日达的挚友波林娜!1932年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的晚宴上,由于斯大林不得体的举止,娜杰日达愤然离席,随同她离开的就是波林娜。她们围着克里姆林宫绕了几圈,娜杰日达才渐渐平静下来。波林娜是娜杰日达自杀前最后见过她的人,单凭这一点,她也必然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
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害后,便开始逮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1月26日,逮捕了“首犯”洛佐夫斯基,委员会的名义领导人,接着是全体成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复存在。侦察员强迫他们互相揭发,非得揭发出对方是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不可,否则动用重刑。费费尔大卖力气,以为自己是“佐林”自己的人,但他的口供仍不能让侦察员满意,屡遭毒打。对质的时候,他先前的同事看他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费费尔终于明白人家并没把他当成“佐林”,还将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枪毙。审讯用刑极为残忍。委员会的秘书索尔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活了下来。1954年5月,他讲述了受审的经过:“1948年从1月24日到2月22日,我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他们每天用橡皮棍打我,打遍全身,主要打屁股,打得伤口不能愈合,养了四个月才养好。六年后,医生发现臀部上还有许多星状疤痕。”(《尚未揭开的秘密》)
委员会成员经过侦察员一次次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什么可怕的罪名都承认了,但一直没有结案,因为斯大林没发话。案子拖了将近四年,1952年8月才执行枪决。斯大林为什么不发话呢?有两个原因。由于斯大林的战友们权力斗争的结果,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案件上去了,因为牵扯的人的地位比委员会里的人高得多。安全部的侦察员也都投入那个案子中去了。“列宁格勒案件”简单说就是斯人林借口列宁格勒领导人不听中央的话,即他的话,处决了二战期间率领人民坚守城市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等人。这个案子在斯大林眼里比委员会的案子重要得多,所以先放下后者。第二个原因是安全部后院起火。大案要案侦察员留明中校向权倾天下的阿巴库莫夫部长发起突然袭击。留明和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都是凶残的同义词。安全部逮捕了著名的犹太医生埃廷格尔,罪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并有反苏言论。这类罪犯在安全部总部卢比扬卡多如牛毛,并未引起阿巴库莫夫部长的注意。没想到埃廷格尔病死狱中。这在卢比扬卡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仍未引起阿巴库莫夫的注意。留明便利用埃廷格尔的死上书斯大林,状告阿巴库莫夫是怂恿图谋刺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恐怖分子。埃廷格尔突然死亡是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阿巴库莫夫怕他泄露出去杀人灭口。这封信如何到了斯大林手里,难以想象。一个中校的信不通过层层关卡决到不了斯大林手里,很可能某位大人物帮了留明的忙。斯大林看了信说:“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部的职能理解得何等深刻,而部长却不清楚。”1951年7月,阿巴库莫夫被捕,而留明晋升为将军,并坐上安全部副部长的交椅。随着阿巴库莫夫的垮台,他的一批亲信也随之垮台,从昔日审讯犯人的侦察员变成今日受人审讯的犯人。审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阿巴库莫夫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委员会的案子移交给军事审判庭。主持军事审判庭审讯的是正直的切普佐夫中将。1951年8月15日,切普佐夫将军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元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接手这个案子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批判;委员会要求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的迁居地并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是错误的,可以向他们解释,因为在远东比罗比詹已设立犹太自治州;经过多方调查,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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