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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3期）。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对这种必然性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脚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波兰马哈伊斯基的追随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卓有成效地向党内老知识分子进攻，向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力量进攻，党不得不把明显的平庸之辈安插在文化的战斗岗位上。精力旺盛、极端自私和‘渴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官员昏聩无能，便竭力往上钻，占据显要地位。革命词句和狐狸般狡诈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您自然明白，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无法造就同自己相称的接班人，具有他们所有的充沛精力和追求目标。可依我看学生应比老师更聪明、开阔和深刻，因为时代越发展，对新世界建设者要求越高。”高尔基所指的老师无疑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被“两脚废物”所代替深感痛心，并怀疑后者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唯一让斯大林欣慰的是高尔基出于对农民的严重偏见而支持他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1930年1月17日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此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在信中偷换概念，把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信的调子是克制的，斯大林还将有求于高尔基，还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呢。
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1938年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高尔基回国定居后，1933年8月17日组织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不过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龙斯基写道：“斯大林经常向高尔基让步，甚至不同意的时候。”高尔基在苏联的威望达到顶点，他的话往往被当成指令。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毒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绩》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高尔基临终前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较量，但他失败了。这得从一个女人谈起。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交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