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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共党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中共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一）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9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10月20日及10月21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1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按：白氏日记自1915年12月22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像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1913年6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