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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上维护著国家的主权与祖国的统一，而且在理论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国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与各民族一样，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回族的国家观念、公民意识有了新的飞跃，其爱国情感更加浓烈、更加成熟、更加稳固。
二、回族爱国理念的主要内涵
１．热爱家园。回族是在中华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5＇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回族的载体，是其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亡，民必然沦为亡国奴，丧失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尽人间一切屈辱，正如人类历史上（包括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所演出的一幕幕悲剧、闹剧、惨剧一样。故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这是回族爱国理念的最朴素的感情基础，用不着深奥的理论就能明白的事情，正如回族所崇敬的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所言：“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千百年来，回族深深地眷恋着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凝结着他们的汗水、情感和智慧，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负载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和生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与这块滋养他们、哺育他们的水土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割舍不掉的感情，一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的恋情，他们深爱着这片沃土。只是回族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她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２．“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回族的爱国理念在不断升华、不断成熟——从最初的热爱家园，到古代的“顺主忠君”，再到近现代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却十分罕见。尤其是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回族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屠杀、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当时代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但不爱自己的这一群臣民，而且严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回族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吗？这个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民族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恩怨和是非，继续呵护这个满目疮痍的家园吗？她能够看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而不做出错误的选择吗？回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并且以卓越的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在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代表社会良知的回族知识分子引领了舆论导向，他们以自己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方向，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1907年，京津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丁宝臣、丁竹园兄弟先后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6＇的呼唤。而清末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表了一系列激发爱国感情的文章。如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如个人（躯体）”，国家内部无论人们的职业“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国家之进行无异车轮之进行；国家进行在国民，车轮之进行在齿轮……我教亦中国之国民也，辟诸车轮，亦车轮之齿轮也，示弱点以停滞中国前途之进行，其可乎？”＇7＇强调每个中国人担负起国民的责任，“痛痒相关，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8＇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仍处在危难时期。１９２９年创刊的著名回族刊物《月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则对爱国主义做了更精辟的论述。如《中国回民宜具国家之观念》一文分析回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回族与国家的关系指出：“须知吾人以中华民族而信仰回教，其间固有先世来自西方为纯粹之回族者，夫侨居三代，即列县籍，此明清法律所规定者也，况远隔千余载以上之土著者乎……为今之计，惟有使吾中国大多数回民同具国家的观念，于此时期推广学校，以倡导教育，俾青年子弟于儿时，灌输宗教之常识，培植国学之根本，以发达青年之国家思想，胥明了爱教不忘爱国，爱国亦不忘爱教之主旨。国强则教兴，教昌则国治，息息相关，表里并重……中华频年多故，灾祸侵寻，正千钧一发之会，五族人民，宜努力共同挽救，尚可图从图存于优胜劣败之世。”＇9＇当时，不光普通知识分子宣扬爱国爱教，而且很多阿訇也引经据典地阐述国与教的关系，如著名阿訇王静斋在《月华》发表题为《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的文章，他说：“阿拉伯文之卧代尼（Wａｔａｎ），以即居所也……阿拉伯人尝说，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信仰）。直译之，为爱护国家，为穆民（有信仰者）所应有。或谓此语发自穆圣，确否我不敢知。但是，以此足可以证明吾侪穆民，不仅当遵守回教道理，且当爱护国家也……据说，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不此之图，止知斋拜，不问其他，而不独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一旦有人向尔问及应如何对待国家？则曰，国家为吾辈国民同胞之生死地，食毛践土之区。吾人为巩固国本计，自当相亲相爱，国家可籍此亲爱，达到最高之地步。既可保旧有之势力，且得增加若许之尊严。国民最应尽之义务，首推生命与财产……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能得自由之生存乎？人人不免一死，为国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命永存于世也。”另一篇题为《爱国与爱教》的文章说的更通俗更直白，曰：“国家藉人民以成立，人民赖国家以保存，休戚相关，互为维系。是故国兴民之荣，国亡民之辱也……夫宗教乃关乎信仰，国家乃系乎生存。换言之国无宗教无以维系人心，则人民渐趋于险恶，而国家必陷于纷乱；宗教无国家，则发达甚难，二者不可偏废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既如彼，国家与宗教之关系又如此，吾人安可只爱教而不爱国哉！不观乎彼之国人凄惨乎？永为他人之牛马奴隶，身既不可自主，安能自由信教哉！，深愿教胞人人皆具爱国之热忱，振刷精神，激励志趣，本乎穆圣爱国爱教之遗旨，在此竞争激烈之社会，发奋为雄，视爱国爱教为同一天职。”＇10＇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回族的一种爱国理念，而且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近现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回族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每一次抵御外辱的第一线都有他们伟岸的身影和战斗的足迹，不知有多少回族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正如近代著名学者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清代之回回》中所说：“光绪甲午，中东之战，左宝贵殉国平壤。庚子年，马福禄、马海晏捐躯北京，皆以忠烈震当时。”本书“政治篇”相关部分中读者可以读到更翔实的内容。
３．各民族一家亲。爱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宣言，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沃土上的不同民族和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的问题。＇11＇在这方面，回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友爱。这种主张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百年的“华夷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回族的包容精神和广阔胸怀。甚至清末民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排满”的口号铺天盖地的时候，回族仍然保持著比较清醒的头脑，她虽然对曾经惨杀、驱逐、迫害过他们的满清统治者进行反抗，但并未因此憎恨所有满族，她能把压迫他们的满清统治者与普通满族老百姓区别开来，对满族老百姓抱有同情和友爱的态度。回族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民族都是其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在国家危机关头，更应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请看当时的留日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所发出的不同凡响的声音。该刊发刊词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任人宰割，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机状况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的主张，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