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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茶业
天津回民穆文英于清嘉庆年间创办的正兴德茶庄（初名正兴号茶庄，1857年改此名），到民国年间已发展成集工贸于一体的企业。它在湖南、福建、浙江、河南、安徽等地采购茶业，在河南商水、浙江杭州、安徽安庆、六安、黄山及福州等地设厂就地加工，然后北运销售。不仅在天津设总店一处、分店三处，在北京、保定、沧县、泊镇等处设有分店，而且还在内地各省、市设代销处多达800余家，几乎控制了华北的茶叶市场。全盛时期的正兴德，年销售茶叶330余万斤，经营总额达200余万元，平纯利润按10％计算，则每年可获纯利20余万元。
食品工业
清末民初，邵阳北江陇回民合伙创办了“同生利”制糖手工作坊，自1923年起由木榨改为石榨，1938年又由石榨改为铁榨，将红糖加工为白糖，并用制糖废料用来酿酒和提炼酒精，进行综合利用，已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化糖厂条件。此外， 1927年上海回民集资创办的春申食品有限公司，采用部分机器生产各种糕点、各类罐头，已属新式食品工业行列。
机械工业
1916年，天津回民穆成波于北营门福泉里创办盛立合桅灯厂，产品十分畅销，该厂迅速扩大到五六百人规模。二十年代，德国商人以商标相似逼其停产，穆成波以此唤起工人爱国之心，改进生产，后以航空牌为商标，生产更趋发展。1939年，西安回民陈正光、马福泽、傅子和各投资二于—银元于大麦市鱼中段回族聚居地区创办建国机器制造厂。设机械加工、锻压制造、钳工装配、烧炼四个车间，生产手摇电话机、汽车轴承、炼制供汽车用的轻质植物油等。1944年因大量美货冲击中国市场遭严重亏损，次年5月被迫关闭。民国时期，回民马成章曾于镇江苏北路蒜山下创办马万兴机器修理厂，雇佣各类工人近20人，主要经营轮船修理，效益极佳。
皮革加工工业
1936年，穆伊光于天津创立长元德皮革厂，由于穆技术熟练，善于经营，生产迅速扩大。“七七”事变后，日军将牛皮划为军需物资，该厂陷于停产状态。1939年，穆伊光增设橡胶制品设备，更厂名为长城橡胶厂，生产自行车内外胎、三角带和皮鞋胶底等橡胶制品，销路逐渐打开。1947年生产日益扩大并设立分厂，获利颇丰。
甘肃临夏皮革加工业的历史也较久远，清末民初，就有加工经营者，兼搞土法制革，加工车马挽具、皮绳等。至民国35年（1946年），皮货制革业约八九户，工匠30余人。以牛、马、骡皮为原料，年加工皮件8千件左右。至民国38年（1949年），皮革业增至57户，从业者600余人，约有资金21万余元（硬币）。
在呼和浩特畜产品加工业中，较大的是德义成皮革厂。该厂是1939年春季，由回族知识分子刘万山等操办，在旧城北门外和合桥（今内蒙物资局招待所址）组建的一家皮革加工厂。当时的满蒙毛织厂（现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与回族中的张秉和、马永祥、王有恒、逯廷相、刘德荣、刘德富、哈勇、张福等人为股东合资兴办。满蒙毛织厂出资二万元，回族股东出资一万元（蒙疆币），厂房是股东王有恒的，分前后院，占地2500平米，有办公室、车间、库房、工人休息室、厨房等。经理（名誉经理）由满蒙毛织厂出任，第一任副经理张秉和（1939一1940），第二任副经理麻士珍（1940—1942年），总会计兼经营厂长刘万山，管理人员有马祯祥、王海成等人。旺季工人可达三百多人。
德义成皮革厂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从“协盛西”、“玉兴堂”等大皮毛店（这些皮毛店的货源来自丰镇、集宁、卓资山、旗下营、武川、达茂旗、乌兰花、察素齐等地）以及本市的屠家中购进生皮，牛、马皮加工成底皮、鞋面皮、皮件、皮箱及皮带皮，羊皮主要是制做皮裤。牛、马皮制品除在本市销售外，还远销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地
第四章水陆兼行 特色运输
一、河州脚户走天下
“一溜溜山来二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们下了四川；
若要我俩的婚姻散，海炼干，太子山摇给者动弹。”
这是流传至今的一首河州脚户唱的花儿。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骡子、马、牛、骆驼等大牲口，控制并跟随驮队从事长短途运输的人的称呼。在近代机动车辆产生以前，人类的陆路运输活动中，其动力除了人自身以外，就要算畜力了。用作交通运输的牲畜，在中国主要有马、骡、驴、牛、羊、狗、大象、骆驼、驯鹿等牲畜。在交通运输中，一方面充作牵引的动力，一方面直接作为驮载工具，供人乘骑、驮物。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中国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镶嵌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和西部边疆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之一。河州四面环山，地理环境甚为复杂，交通十分不便，长途远行和物资流通基本依靠畜力驮运。从清末起，因商贸活动日渐频繁，河州脚户业得到很大发展，在各民族物质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甘肃河州地区，脚户们出门，一般随机组成驮队集体远行。一来相互沟通信息，保证共同盈利；二来相互有个照应，确保安全；三来相互鼓励，排解旅途寂寞之苦。驮队是一个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
驮队按规模有大、小之分。大帮的驮队一般有十八、九头骡子，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保镖，保镖手拿刀枪，分站在驮队的两边。小帮驮队通常只有四五只骡子。由于道路艰难，路途遥远，土匪时常出没，为防万一，几个小帮驮队一般由四、五家掌柜的骡子组成团队行进。团队骡子数量不等，有五六头的，也有十几头的，他们随机组成一个大商队，分成头帮、二帮、三帮等。其职责也如同大帮驮队，只是每个掌柜的负责自己的脚户。路上饮食也如同大帮驮队一样，几个人一伙。到了安全地带，又分散行进。
清末民初，走四川、青海、陇南、甘南等地，要通过一些“碥”，或“栈道”。骑骡驮着驮子无法通过，只好由一年轻力壮的脚户用双肩扛着驮子，两侧各扶一人，侧身慢步斜行。120公斤左右的驮子用人扛，其费劲可想而知。每当遇到狭碥，先到碥上的脚户便一个劲儿的大声吆喝，让对面来的暂停留等候，避免双方狭路相逢，进退两难。
在较远的年代，河州脚户活跃的地域很是广袤；近代，河州脚户则多数跑短脚，走过的路线大致有十多条，远从四川阿坝、松潘，到陕西汉中、三原，近从青海循化、化隆、贵德、八燕戎格、同仁、西宁，到甘肃兰州、夏河、陇南、凉州、甘州等，都留下了脚户们的足迹和汗水。
脚户们驮运的货物主要有：青盐、丝线、衣线、棉花、川糖、酥油、清油、牛羊肉、茶叶（川沱、云沱）、大布、草帽、铁锅、瓷器、皮毛、粮食、蔬菜、面粉、蕨麻、犁铧、药材等生活生产用品，及土特产品等。
脚户哥们开辟了通商路径，给河州人民驮来了各种生活生产的必需品，给外地驮去了河州特产、工业产品等，沟通了各族物质文化交流。
二、 高原之舟—牦牛驮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海拔高达3000—5000米之间，沟谷纵横，空气稀薄，气候严寒多变，沼泽又多，历来行路异常困难。历史上，有“高原之舟”美誉的牦牛在青藏高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难于替代的重要交通工具。
直到近现代，虽然有了汽车、火车、飞机这样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然而在广阔的高原牧区，在雪山草地，在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许多活动中，牦牛在驮运物资、代步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商贸发达的古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因回族商人主要前往青藏高原广大藏族牧区做生意，善于行走草地的牦牛自然成为驮畜的首选。历明、清时期，至近代，牦牛驮运日渐繁盛。从人民生活用品的运输开始，逐步走向承担长途、大宗物资的运输，驮道也渐至四通八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临潭驮牛由数百头发展至数千头，并组织起了若干个驮牛运输队，从事长途运输，涉足于四川、青海、陕西、西藏及本省广大地区。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回汉驮商近70家，有驮牛4000多头。临潭县回族商业中资金雄厚，设商号最多西道堂。就有驮牛近2000头，到1946年，西道堂驮牛队遍及各藏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族驮牛队在各种物资的调配、输送中仍起着主要作用。当时，以个体工商户为主，自愿联营组织，如驮商结伙的“锅巴”联帮去青海驮盐。这种联帮为县及省内外物资的交流与输送起了巨大作用。当时，有驮牛队80个，驮牛7500头，驮骡队1个，驮骡千余头，畜力木轮车2110辆（）。
牦牛运输成群集队而行；成百上千的驮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一群牦牛中，有领头的牛走在前面带路。牦牛结队运输，赶牛人一般骑马，手持鞭子，一左一右地吆喝牛群。赶牛人挥动鞭子时能发出清脆的声音，要牛往哪里走，就把鞭子往那里挥。途中休息时，给牛喂点盐巴、糌粑，休息后，赶牛人吹声口哨，牛群又整齐地起步行走。赶牛人的行装很简单，一顶帐篷，一枝枪，外加一袋干粮。每日行走20公里左右宿营，在宿营地将牛群四散，寻食水草。黄昏来临，赶牛人一声呼哨，牛群自觉归来。地上钉一木桩，将牛绳系于桩上，以防夜间走失。
自清代以来，由于驮道的逐渐形成和通达，以及商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临潭等地出现了牛拉、夹窝、群驮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运输方式。多年来，回族驮队即以这些运输方式完成了各类社会物资输送。
在近现代汽车运输兴起以前，临潭等地回族的牦牛驮队为沟通高原牧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史称，“每日途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