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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18＇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马坚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坚作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不但将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的阿拉伯语引入中国的高校，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赏识，毛泽东爱读他的文章，周恩来还把他当作中东问题与国际政治的顾问，时常征求他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以史学界泰斗闻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作为一项宏大学术工程，问世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全国学界给予高度评价。
回族当中还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已故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曾任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1966年他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发表后，引起轰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回族当中还有艺术大师和两院院士，如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和京剧大师马连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伦，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其雕像与聂耳、冼星海等著名艺术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乐厅。马连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与菊坛名家如梅兰芳、周信芳等合作演出，声名赫赫，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他不但才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获“德艺双馨”艺术大师称号。喜爱京剧的人，无人不知他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传世之作。
在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们把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是著名化学家蒋锡夔、核工程物理学家刘广均、昆虫学家张广学、医学家王士雯。
2005年，中国“神舟”六号升空，中国人又一次感到扬眉吐气，而对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中也有回族的身影，中国航天长城集团及其核心企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被评为全国航天优秀企业家，连年荣获航天创业荣誉奖、航天奖、航天基金奖。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各族各界所公认，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汉族学者李兴华研究员在对回族的贡献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出：“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19＇
三、回族在新时期可能的新贡献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其优良传统是需要发扬广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回族不是一个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民族，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做出新的贡献。
而今天，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一族一地的小圈子意识，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做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20＇。但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它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21＇——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是一种；炮制“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中国人服输是一种；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又是一种；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又是一种，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决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顾大局，识大体，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华文化非常博大，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主要是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方法，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具有特殊意义。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主要有：
义利统一观 义与利这两个范畴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和回答的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争鸣图：从先秦诸子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和法家、墨家、管子为代表的“重利轻义”两大派各抒己见，到西汉中期义与利的摩擦碰撞、针锋相对；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脉相传和“重义轻利”论的一统天下，到两宋、明请“存天理，灭人欲”的登峰造极的“重义轻利”论的极端发展；及至唐宋以后对“重义轻利”论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轻义”论的时隐时显，二者的争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然而，这场长达2000多年的“义利之辩”，并没有辩出什么结果，辩论以各种形式还在继续。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义利关系问题经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时还横亘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或心理障碍，并不但刺激着人们的思维神经，让人无法回避。而回族文化则把义与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既崇尚义，又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对回族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回族历代学者根据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阐明了义利关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曰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22＇也就是说，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须以和义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励求利，且多多益善。这样，义利之间就实现了平衡，而不再摇摆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了。当前，祖国需要增强综合国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回族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观对于克服义利对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气壮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求正当的利，具有重要矫正意义。作为当代中国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过去的标准，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样，对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也不能趋之若骛，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假药来获取钱财，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理应大力提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