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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 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 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
回族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中国古陶瓷是在唐代开始输往伊斯兰世界的。元代的景德镇瓷窑为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需要而生产了一些专供外销的青花瓷，这些瓷器有的至今还收藏在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博物馆里，成为稀世珍品。尤其是托普卡布·萨莱博物馆的80件元代青花瓷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37件元代青花瓷器，其纹饰精美华丽，堪称人间瑰宝。从这些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来看，当时输出海外的青花瓷是按订单加工，并精选上乘品质的器物用于出口的。而自明嘉靖时期起，民窑的瓷器已经大量流入西方，这可以说与日趋扩大的海上贸易不无关系。
而在众多的瓷器中，中国的青花瓷成为瓷中极品：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上，鲜艳而又雅致的蓝青色文饰与如玉如冰的釉彩互相映衬，结合得如此完美，其美学内涵一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是对中国陶瓷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最佳阐释。但同时，其用料、器型与图案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的性质，使得青花瓷成为两大文明体系融汇沟通的又一成果和见证。用陶瓷专业的话来定义，青花瓷器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绘和运用钴料，是它的两个基本工艺要素。青花瓷器，据说始于唐，盛于明。唐青花极为罕见。元青花主要是作为外销瓷按照订单加工输出的。明代是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这一鼎盛却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密切的关系。
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陶瓷史》中指出：“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剌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溶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明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景德镇建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为提倡节俭，洪武皇帝改祭天之礼器为瓷器，永乐皇帝则改用瓷器为餐具。明代瓷器遂有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青花瓷成为其中的主流。这期间景德镇官窑所用的青料，历来被认为是由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有时又称为“苏勃泥青”、“苏泥、勃青”，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写的《窥天外乘》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有学者认为“苏麻离”即“索马里”，认为郑和从东非索马里带回了大量乌黑的“苏麻离青”钴矿石。因此，郑和的远航，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海上时代，开创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历史华章，也翻开了中国瓷器烧制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页。虽着航海时代的结束，“苏麻离青”渐渐消失，成化后期的青花开始改用国产的“平等青”，青花瓷器最辉煌的时刻也烟消云散了。
此后一段时间，又有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回青”料主宰了青花瓷的制造。椐《窥天外乘》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宦官）镇云南，得之，以练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都用的是回青。价倍黄金，足以说明这种颜料的贵重；而以“回青”命名，又足以见其原产地是在伊斯兰世界。除青花料外，另外一种来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霁红料”，也对明代瓷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出产自伊斯兰世界的矿物颜料，竟这样在不经意间主宰了中国陶瓷历史的兴衰。
明代的青花瓷器，不仅在用料上直接受益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而且，器型和纹饰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传世的元代青花因其外销的性质，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按照伊斯兰世界的习惯和需要制作的。明代外销或赠送的瓷器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器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盘、扁壶、执壶等。大盘直径通常在40厘米以上，这在中国传统瓷器中很少见，而与中亚、西亚的金属大盘相似。在伊朗的博物馆里，就保存着这样的装饰有阿拉伯文的青花大瓷盘。这显然是适合伊斯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特别生产的。明中叶以后，这些传自伊斯兰式样的瓷器，则被统称为“回器”。明永乐、宣德时期吸收伊斯兰式样的青花瓷器主要有以下九种器型：天球瓶、如意耳葫芦扁瓶、洗口如意耳扁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盘座、直流壶和扁壶，多为模仿伊斯兰式样的铜器的。
在元明青花瓷器上，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标志的装饰纹则更多体现了伊斯兰美术的影响，而与中国传统美术布局简疏、讲究含蓄、强调神似而不注重形似的审美观有所区别。在青花瓷器的发展中，阿拉伯和波斯风格的纹饰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法配合起来，表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通。而在青花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则是明代青花瓷的又一重要特点，可谓是空前绝后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经历了永乐、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诸朝，其中以正德年间的最多。一般认为这与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及明代瓷器大量出口至伊斯兰国家有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明正德瓷器有二十多件。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件明正德阿拉伯文蕃莲折沿盘，盘中则写着阿拉伯文的“洁净”一词。2005年，纽约佳士德拍卖行推出的明正德青花波斯文双耳四方瓶（高26cm）成交价达169。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2万元。
饰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明代青花瓷器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梅花圆罐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莲七巧花插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莲尊
除了上述的青花瓷器，著名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与“大食窑”掐丝珐琅工艺有密切的关系。文明的交流结出了累累的硕果：青花瓷、霁红彩、景泰蓝，这些中国陶瓷史上最亮的闪光点，恰恰都来自回族及其先民所带来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而且，这些昔日文明交流的结晶，今日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四 、现代回族院士
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进程加速，“科学”、“ 科学家”、“学会”、“科学院”等科学新名词潮水般出现在报刊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172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6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工程院首批新增216名院士。经过历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科院院士有688人，工程院院士有663人，两院共有院士1351人。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以蒋锡夔为首的至少四位回族科学家凭借已取得的科学成就获得了“院士”的称号，他们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也代表着回族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回族院士蒋锡夔
2003年2月28日，200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在连续空缺四届后，终于打破沉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院士摘取了这项桂冠。
蒋锡夔院士出生于回族世家。祖籍南京，从祖父辈迁到了上海。蒋锡夔的父亲蒋国榜，是当时著名的“回儒”，也是一位爱国者，抗战时曾率家人及亲友缝制棉衣棉被支援淞沪前线，并在上海慷慨办义学、资助孤儿和建造公墓殡舍等。他的母亲冯乌孝，则是浙江女子师范学院首届毕业生。蒋锡夔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
1948年，蒋锡夔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特等荣誉学士的身份，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1952年，他在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即被世界一流的凯洛格公司聘为研究员，作出了多项发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的化合物b—磺内酯，获得美国专利，引起国际化学界的轰动。是年，他才29岁。1955年，在中国政府努力下，蒋锡夔和钱学森、赵忠尧、师昌绪等，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