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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社会结构研究》，第 47—65 页。
支的关系。
虽然家族关系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质上是由单个人组成的政治实
体，这些人的血缘纽带常常是虚假多于真实。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
型地演绎成宗族关系。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们）的宗族血
统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而不是生理学关系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强政
治团结。这就说明了以这种氏族和部落（它们本身就是任意地临时构成的）
为基础的政治组合为什么天生就是变动的、灵活的和不稳定的。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部落联盟和帝国结合得如此之快，而后在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之下又
迅速瓦解。①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游牧部落的帐落——阿寅勒（ａｙ－ｉｌ）。这是蒙
古草原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阿寅勒通常由一个大家庭构成，它有自己的毡
帐（格尔，ｇｅｒ）和牲畜。为了协作劳动或地方防卫，几个阿寅勒也许会临时
组成一个古列延（ｇüｒｅ’ｅｎ），意为“圈子”，也就是以毡帐和套车环绕而
成的营地。
除了分成血缘群体外，蒙古社会还被分成几个松散的组成阶层——贵
族、平民和奴隶。贵族们宣称，他们这个氏族的名称是从他们祖先的名字得
来的，作为其直系子孙，他们享有贵族这种地位。这个阶层为氏族和部落提
供政治领导。然而，对于权力的继承或任命没有严格的规定，选择首领有相
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根据个人贡献和经历，通过氏族重要成员的非正式一致
同意而产生。良好的家世资格当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需的，贵族出身总是
被认为能够培养成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领。要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
者，要通过更加正式的程序——召开由贵族和有声望人士组成的会议，或称
忽邻勒台（ｋｈｕｒｉｌｔａｉ）。
血缘集团的下层和旁系组成的平民，被称作“黑发”或“黑头”，构成
人口的大部分。虽然贵族们占有大量牲畜并使用最好的牧场，但这两个阶层
之间既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别，也没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
的底层是孛斡勒（ｂｏ’ｏｌ），即奴隶或仆从，他们通常是从对邻近部落或定
居居民的掠夺中获得的。个人和整个血缘集团都能够成为其他人或血缘集团
的仆从，也就是说，单个人能够成为他的捕获者的个人奴隶，而一个氏族或
其一部分，如在战争中失败，也都会成为获胜的斡孛黑的奴隶或被保护者。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义务为他们的主人从事家务、畜牧或
者农业劳动。在战争期间，他们要拿起武器为主人战斗。虽然孛斡勒明显处
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正式解放也能得
到事实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那可儿（Ｎ■ｋ■ｄ，单数为 Ｎ■ｋ■ｒ），或被译
为“伴当”，在古代蒙古社会中是另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构成有雄心壮志
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
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作为对他们
效劳的回报，那可儿可以得到保护、物品和食物。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
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那可儿是从各个社会阶层招募的。有一些那可
儿是贵族成员，他们和不属于他们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统治者保持着自由的关
系。有一些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能力和忠诚的孛斡勒，比如说著名的木华黎统
① 见＇291＇拉迪？保罗？林德纳的论述：《什么是游牧部落？》。
帅，成吉思汗把他从奴隶阶层提升到伴当阶层。那可儿虽然有着种种不同的
社会背景，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据我们所知，他们同他们的主人没
有血缘关系。
最后，从结构方面而言，１２ 世纪蒙古诸部是非常复杂的实体。通常，这
样一个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组成，为了政治需要，这些氏族和分
支根据一个公认的但却是人为设计的家谱而宣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隶属这
个核心的是各种无血缘关系的人：氏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单个奴隶和附属
氏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捕获而被奴役，而那可儿则从不同的外来渠道中吸收。
经济状况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职业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拥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种类
——马、绵羊、骆驼、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用途，这五种
牲畜的价值有着公认的高低顺序。马，是草原游牧部落骄傲的财富，可用于
军事活动、迁徙和管理畜群。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干旷草原游牧部落的粗
放性、流动性的经济。居第二位而且数量最多的牲畜是绵羊，它们和最末种
类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骆驼，主要用来在南面荒凉
的戈壁地区运载货物。居第四位的是长角的牛，也有丰富的数量，用来提供
肉食、牛皮和运输。运载部落首领帐篷的有名的大轮车（格尔？帖列格，ｇｅｒ
ｔｅｒｇｅｎ）即由一队牛群来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类的副产品如阿剌
亦黑（ａｙｉｒａｇｂ，发酵的马奶，突厥语称忽迷思，ｋｕｍｉｓ）、酸乳酪和各种干
乳酪是蒙古人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粪便也有用处，当它干燥后，
是荒芜草原上燃料的主要来源。
为寻找水草而进行的经常性迁徙放牧既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漫无边际
的。每年有一个从春天经夏天到冬天驻营的固定的周期。冬天营地经常由几
个有关联的阿寅勒共驻，通常位于受到保护的河谷，有较为永久性的设施。
因为蒙古人的畜群很复杂，由具有不同行进速度和对饮食要求差异很大的牲
畜组成，所以迁移时，牧民必须精确地盘算每天迁徙的距离、选取的路线、
预期的季节状况等等，以适应畜群的不同需要。这样，他们庞杂的畜群（加
上人和财产）的每次重要迁移都成为一个复杂的后勤供应问题，需要仔细计
划和实施——这对蒙古人是一种训练，后来在远距离的军事战役时，他们能
很好地加以运用。
由于严酷的环境状况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维持畜群的能力，
游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场去放牧，就显得很必要。氏族极其
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和平地分配草场，裁定有关牧地的内部纠纷，在
与外敌的竞争中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单个的牧民会认为，有保障地、季
节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领地，比个人、永久拥有土地会更好；换句话说，即
收益权比所有权更好。
虽然蒙古人对草原游牧有着很强的依赖，但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增加了他们的食物供应，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
有利于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特别是对他们的畜群有着经常威胁的狼群的数
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为单位进行的狩猎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这加强了个
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亲缘集团所组成的队列间的协调。
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部落经济中狩猎的相对重要性要大大增强，
以至于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ｈｏｉ－ｙｉｎ ｉｒｇｅｒ）
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区别开来。虽然狩猎是他们的支柱，但西伯利亚的
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秃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马匹，按照游牧的
（虽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总是被看作基本的劳力来源，正在扩张的
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常从中抽取人力。
农业不是游牧家庭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但对蒙古地区的居民来说并
不陌生：西伯利亚的部落，至少叶尼塞河地区的部落，在土地上种植，就像
沿着长城的汪古部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欧亚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纯粹的游
牧经济而不与定居世界联系或接触。的确，纯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假设的概
念，而不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最好把草原游牧生活看成一种统一体，它既
包括近乎定居的迁徙生活，又包括几乎固定的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却从未
实现的“纯粹”游牧社会，这种社会从自己的畜群中获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费
的东西。①对所供给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饲料的需要，以及对茶和丝料之类奢侈
物品的渴求，也曾在游牧部落中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永远不能彻底满
足对这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游牧部落必须被迫转向他们的定居邻居索取农业
产品。就蒙古地区的部落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承认和中国保持不断的经济联
系。得到所需产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马或其他东西向汉人“进贡”来
换回诸如谷物、金属制品和奢侈品之类的“赠品”。如果自给自足的中国人
拒绝交易的话，那些游牧部落就会以武力相威胁。简言之，草原居民用战争
和战争威胁来强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纳贡物的权力。
这一经济交往总是使游牧部落陷入错综复杂的与汉人的政治联系网中，
汉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纳贡体系作为控制或操纵野蛮人的一种方法。这
样从汉人的观点来看，赠予货品、贵族爵位或赂贿的目的，从总体上来讲，
政治大于经济。①这种性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在草原人民
中促成了国家的形成，虽然这对汉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游牧部落形成了更
大的政治联合——部落联盟，而且产生了形式上的国家结构，其基本作用是
处理与定居国家的关系，摆脱它们的威胁。主要的游牧帝国总是产生在定居
国家的边界附近而不是在欧亚草原的最深处，这就是原因所在。②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种族起源的大致轮廓和早期历史，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