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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的时候，还不满九岁；献文帝则为太上皇帝。冯氏为太皇太后。献文帝虽然禅位了，但是，太上皇与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当时，冯太后憎恶侍臣薛虎子，出之为枋头镇将，以后又借故贬黜他当镇门士。献文南巡，薛虎子候在道旁哭诉，自称横遭非罪。献文甚是同情，带他随从视察，一路上访以政事，又重新任命他当了镇将。冯太后宠幸李奕，献文却偏偏罗织罪名杀了李敷、李奕兄弟，他们的许多亲戚也受到株连。这件事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的暴死。甲子日，“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④。京师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显然，这是冯太后为了对付献文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六天后，献文暴死。史称“显祖（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①。冯氏害死献文，决非捕风捉影之说。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冯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献文死后，冯氏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从此，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的时候为止。
锐意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她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冯太后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②。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哪怕是荒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地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冯太后后来逐渐意识到了。
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是个有识之士，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①，始③ 《北史·献文帝纪》。
④ 《魏书·高祖纪上》。
① 《魏书·文成皇后冯氏传》。
② 《魏书·高祖纪上》。
① “子孙既立”句，《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原文为“三长既立”，此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违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②。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太后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③，但都不能动摇冯太后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④，“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恳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有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二年（487、488）的时候，有一次，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冯氏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文明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
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赋税的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就认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这毫不奇怪。不过赋税容易征收，不也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吗？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
② 《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 《魏书·李冲传》。
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