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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
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
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
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凯丰当即出来制止：“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其他恶意。”陈昌浩争辩道：“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凯丰给陈昌浩顶了回去：“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洛甫看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工作，于是退让一步说：“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善良、诚挚、谦和、宽厚，颇有涵养的洛甫，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的文章。洛甫的文章，就因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束之高阁。因为没有刊登出来，也就无法为世人所知。但从题目可以论断，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第一篇与张国焘论战的著述，应该说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路线的文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战乱兵燹，湮没了它的存在，让后人无法读到它的全文。
讨论会后，杨尚昆不服气，约着洛甫一道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杨尚昆与洛甫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即指着洛甫说：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洛甫不服气地说：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仍然笑着说：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就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
杨尚昆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
通达事理的毛泽东，看问题的确又比书生型的洛甫高了一筹。
洛甫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不消说很快传到张国焘耳里。张国焘由于组织问题的解决而少了一点浮躁，多了一点平和的心海，又激起了一层层波浪。。
张国焘综合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一个多月来，他认为中共中央的要员们的“表演”够精彩的了。他总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才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两河口会议上，博古讽刺他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曾经使得他大动肝火。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敢大言不惭地说风凉话，出言不逊，对我张国焘讥讽打击；凯丰又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今天洛甫又粉墨登场，紧锣密鼓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真是罪该万死。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不像留俄派一样拿着教条主义的鞭子抽打我，但同他讨论问题时，总坚持自己的主张，说东道西，保留自己的意见，难于改变他的主意。他往往不出面，摇着鹅毛扇在幕后掌握中共的活动，按他的意志办事。所有这些，凡此种种，无非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联合洛甫、秦邦宪、凯丰等留俄学生，一致对付我张国焘的表现。。既然，中共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能保持沉默，姓张的在中共的舞台几经摔打，什么没有尝试过，连斯大林的味道，也领教过了。难道我张国焘是砧俎上的鱼肉，可以任人宰割！我这个中共的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就要为解决党的“错误”披荆斩棘，迎着艰难奋然而前行。
张国焘与中共的裂痕正在剧烈地扩展。。
张国焘个人的野心在不断膨胀。。
红军对敌斗争的松潘战役计划又没有付诸实施，敌情正向着对红军不利的方面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历史险恶的考验。。
7月上旬，蒋介石在成都连续对薛岳部队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六师、九十九师、二九五旅等连以上军官作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的训话，大谈“剿赤壮举”，以励将士效命。同时，召集师部以上头目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川西北地区的红军动向，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以会合在陕甘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会上，蒋介石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吴奇伟纵队则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络。三路军胡宗南部第二纵队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蒋介石妄图以此来堵住红军可能突围的两条路线。
蒋介石的部队，正在频频地调动。此时薛部欧震师周化南旅已先后到达江油；吴奇伟纵队一部进至平武阔达一带，接替胡宗南部在平武的防务，胡宗南则集中主力在松潘一线，并派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三营驻守上包座；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驻防阿西茸，李家钰部进占威州；王缵绪部进占茂县；刘文辉部进占崇化；杨森部进占懋功。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
严峻的敌情，不得不要求红军改变计划。中央军委于8月初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