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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崇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张国焘本来对遵义会议就有些反感，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还值得考虑。当他听到洛甫提起这次会议，便立即攻击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周恩来与陈云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内。”
洛甫谦和地点点头。
张国焘继续说：
“既然是如此，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同我都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效吗？”
洛甫当即解释道：
“战争环境，形势紧急，不可能都通知来，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了，会议应该有效。虽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那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增选的，不是个人指定的，应该说是合法的。”
张国焘进而诡辩说：“这不是中央全会，可以增选政治局常委吗？”
显而易见，张国焘指的是毛泽东。
洛甫回答说：
“遵义会议，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就可增选毛泽东进常委。因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毛泽东能应付当时极为困难的局面。遵义会议上，还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取消了候补两个字。如果照国焘兄的说法，那次会议，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也不合法了。”
张国焘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摇摇头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你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并没解决。目前，中央只注意军事行动，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这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说，这是极为忧虑的事。如果政治路线不解决好，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到惨败，不易翻身。搞不好还会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一方面军之所以弄到这个下场，目前我们大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药方呢？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有什么可指斥的呢？”
张国焘越说越来劲，看来，这席话是早有所准备的，有“感”而发，是他思考很久郁结于胸的一些重大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宣泄。他认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对人平和、宽厚，又有理论水平，也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张国焘相信他改变中共政策的主张，“拯救”中共与红军的谋略，能够得到党中央采纳。因为张国焘以为，这时只有他看清楚了党中央“存在的问题”，他必须起来“挽救”处于危难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
洛甫没有立即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张国焘这些话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张国焘看洛甫不说话，以为自己讲的一套，一定说服了洛甫，于是乘兴继续讲下去：
“中央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我看实际执行的都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唱反调。是啊！中共有的人历来认为，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甚么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讲越有些气了，脸上多余的肌肉抽动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本来洛甫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张国焘讲的这些，完全可以给予反驳回去。但考虑到张国焘当前的固执，加之虑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要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么一些重大问题，他把很多话咽下去了，心想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比较成熟的洛甫，此时只得沉住气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如你所讲，中央的政治路线如确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现在提起这些，党内容易发生纠纷。现在，我们面前困难重重，大敌当前，还是不要提出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为好。”
张国焘看出洛甫对目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感兴趣，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唉声叹气。
八、风波迭起
洛甫著文激怒陈昌浩
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又未得到很好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水草地，没有相当的时间准备，势不可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遥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时近月才能到达。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7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因此军委在发布此计划不久，即迅速修正了计划中左、中两路军的部署，指挥北上部队经黑水直趋毛儿盖。
7月初，一军团和三十军奉命由康猫寺等地出发，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经马河坝、寡古、生长寨、羊茸、昌德等地，翻昌德梁子，再经上、中、下之打古，翻拖罗岗，到达沙窝。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7月9日，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一部展开战斗。
毛儿盖位于松潘之西，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一营，在此筑碉设防。红军与敌接火，不久即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该地。续向松潘前进。一军团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之廖昂补充旅一部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修碉堡筑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不得不撤回卡龙。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给胡部的丁德隆独立旅以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二、三十里的牦牛沟。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及两个营长。从7月中旬到下旬，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隔。胡宗南也急得把指挥部迁到城南山上，还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敌形成对峙。至此，松潘战役实际上停止执行。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