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给博古顶了回去，一开口就改口了：
“博古同志，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的观念。我们虽然还沿用一些旧的称呼，但如果你愿意蹲下来考查一下，四方面军的干部与下面的工作人员，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有时彼此还互称小名和诨名，说话谈笑毫不拘束，这些情况在国民党军阀军队中是一点看不到的。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命令。如果我们自己制订一些名称，很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想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同志，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你又要大张挞伐啦！”
博古认为，这是张国焘在诡辩。从有红军之日起，早就改变了旧有的称呼，七、八年啦，可四方面军还不改变，这不是地道的军阀主义思想在作怪，还是什么！他轻轻掀了掀鼻梁上的玳瑁眼镜，瞅瞅张国焘又说：
“前天，我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个士兵。说明上级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实行的是军阀统治。我还听说，更严重的还有打骂的情况，这在一方面军就根本看不到这种现象。”
张国焘偏着头看了一眼博古，不以为然地说：“博古同志，难道一方面军就没有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博古用肯定的语气回答道：“我敢担保没有。部队外出在藏民的土地上‘打粮’，这是总部的决定，红军为了生存采取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这不能由战士们来负责。”张国焘摇摇头：“我说的不是这个。”博古用困惑的眼光瞧着张国焘：“你指的什么？”张国焘说：“一方面军违犯纪律的事发生在我这里。”博古更加不解了，闪着惊诧的目光急问：“你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张国焘答道：“你的特务员小康，带着两个战士，提着牛肉，来向我身边的人调换子弹。”“有这等事？”“我会造谣？博古同志，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猛吸了一口，一扬头，喷出一口浓烟说：“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倒是个问题。不过，一方面军确实匮乏弹药，战士们用宝贵的牛肉去换子弹，连自身吃的都不顾，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去战胜敌人。”
张同焘反驳说：
“红军的枪支弹药，如同生命一样的宝贵，怎么能随便调换呢？我们的管理十分严格。”
博古申辩道：
“记得你曾经说过，可以拨一部分部队给一方面军，枪支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这些在未兑现以前，一方面军急着需要子弹，战士们未经请示，在下面做这样的交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张主席不必太多虑了。”
张国焘笑了一下：
“好，这件事的是与非，我们暂且不说。就说你刚才讲的，你看到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训斥士兵，这只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过去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由于新兵太多，缺乏教育，再加上强迫戒鸦片烟，这种现象是有些增加。但不能以偏概全。一方面军内，博古同志敢担保没有个别的打骂现象？我就不信！难道就可以因此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就张国焘的年龄、资历来说，博古在他面前，可以说是一个“小伙子”。张国焘完全可以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可以完全不听他这一套。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与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同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留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的组织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并主编《劳动》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1月，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逮捕，变节自首，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悄悄隐瞒下来。
张国焘变节自首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派出反动军警，分别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几个工人。并通缉包惠僧和廖乾吾。杨德甫被捕后，在肖耀南的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查抄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在张国焘等人住处搜出20件重要信函。
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拘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中，由于在狱中惧怕敌人严刑拷打，很快就向敌人屈服了。他在向国民党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相符合，固信仰之。。。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
杨子烈的供词投敌变节更为露骨：
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经过数日审讯，加之张国焘与杨子烈写了供词，于是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认为，张国焘等确系共产党，犯有“鼓吹革命煽惑罢工”罪行，立刻将张国焘、杨子烈解送京畿卫戍司令部讯办。
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审讯中，张国焘进一步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骨干。根据张国焘向敌人这一招供，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之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党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接着张国焘又向敌人供出全国铁路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其中包括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京广路24人，每个人都有具体姓名和通讯地址。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和其他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项德隆、李振瀛等，都在名单中，被张国焘一齐出卖了。敌人如获至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再次密咨内务部，要求按照张国焘供出的名单，转令严拿讯办。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按照《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以及《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南北配合，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敌人所要缉拿的“要犯”中，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在党中央保护下逃脱外，孙云鹏、范体仁以及道清路的吴鹏九，津浦路的叶云清等人被敌人逮去。
这是张国焘用自己的行为写下的叛徒历史。
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的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张国焘也随着出狱了。
太复杂也太困难了，中国共产党未及很好审查被捕的重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也由于张国焘善于伪装与躲闪，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上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底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接着在次年的1月，张国焘任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驻湖北区委代表。同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