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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掌握新加坡政权。
一个强大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利益集团、任何社
会潜在势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自主性。“一般来说，东亚
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自主程度都比较高。这主要指政治体制不依赖于任何社会
集团、个人或家族，坚定不移地执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策。”12这种自主
性主要体现为：（1）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如韩国政府分别在1962年到1966年，
1967—1971年、1972—1976、1977—1981、1982—1986、1987—1991年等连续
制定了五年计划。毫无疑问，韩国的五年计划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而且从历次实际增长率看，都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规定。（2）“在资源分配
上，政府起到了积极的和中心的作用……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可投资资源的三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第4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5月。
14 任晓：《从韩国道路看“东亚发展模式”的特征》，原文见《韩国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3月。
15 既是政府的角色需要规范，国家能力还是值得提倡。尽管这个地区普遍出现了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军事
将领和官僚，但那些实干和尽责的技术官僚的贡献不应该被先入为主的偏见所忽视。见第336页。
16 HPAEs都为私营投资提供了可靠的投资环境，从而使高速增长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私人企业的发展。
HPAEs的公务员制度中，既有非常注重实绩，从不受外界干预，自主决策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但也有效率差的国家，不能完全自主决策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但它们都拥有一支技术官僚的核心队
伍，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技术官僚的工作仅限于宏观经济管理，而称职能干的公务员队伍则在更大的政
策范围内进行管理。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第242页
17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第3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分之二以上的分配权。”13（3）政府控制信贷。“在东亚各国（地区），由于政府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信贷分配，因而便掌握了指导经济的重要杠杆。企业做出的
决策制由于政府确定的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政府的信贷支持。”14
第三、强官僚
强官僚主要是从官僚与企业（财团，韩国为chaebol，日本为zaibatsu）的
关系来讲的。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前提是在给定的领土上有一个稳定的行政
军事控制，此外，忠诚的、专业化的官僚和丰富的资源也是国家实现目标效能的
基本因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角色是国家的官僚，他们的中心任务是收
集信息，包括市场条件的信息分析，韩国，国家积极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的信
息。官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保护商标，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提供科学技术方
面的支持等。正如国外的观察家经常指出的那样，东亚国家拥有一支受过良好训
练的、高效的、相对来说拒绝腐败的官僚。东亚经济奇迹的特殊历史、政治和文
化环境，塑造了一支称职的、高度实干的、中立的技术官僚，他们得以推行产业
政策，并因此而强化这种政策的合法性15。有力的官僚机构、政府与私营部门合
作的良好环境意味着：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限制资本外流的努力更有成
效16。高薪、规范化的招聘和管理程序，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官僚队伍的质量，抑制了腐败，促进了公务员的凝聚力，有助于使政府机
构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战后的日本，“政党和官僚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也是政策决定的
主体，……官僚的主导地位则基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
传统以及战后日本变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确立。”17日本作为“东亚奇迹”的核
心，审议委员会（deliberative council）被视为有助于政府与私有部门间信息
交换的工具。在韩国，国家官僚主导经济发展，这段时期从1960年早期持续到
18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
店，1998年。他还说到，“不管是政治学或者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
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
1987年。虽然有反对党的存在，但是他们在政府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朴正熙把内阁看成一个“技术专业工具”，内阁成员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创造性
工作，这被称为科技治国论或专家政治（tecknocracy）。朴正熙时代还设立了新
的机构，如1961年7月22日成立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韩国经济活动的中枢机构
——经济企划院。其基本职能是定期编制长短期经济计划和进行财政预算，最能
反映政府干预的特点。韩国虽然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大的企
业财团，但总的来说那些企业是出于国家官僚的控制与保护之下的，以至于现代
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曾经哀叹自己的软弱无力和国家官僚的强大。
强国家、强政府、强官僚既是东亚政治发展的特征，也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
要原因。三方面的配合或重叠，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
三、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干预过时了吗？
1、政府干预原因分析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曾说过：“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
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
市场的程度，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都懂得这一点。所以，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对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来说同
样重要。”18林的观点告诉我们，一切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单纯地从一个
角度看问题，不仅不全面，而且不能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天生具有政治性。探讨
东亚发展中政府干预的原因，可以集中体现在下面几点：
第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赶超型战略（catch…up strategy），专
指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在经济发掌中并不少见。如19世纪初的
德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诞生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主张运用国家力
量，在国内实现政治统一以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实行保护主义。罗荣渠提
出：“历史表明，经济愈落后，现代会进程中的权力集中程度一般都更高，国家
1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5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20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9页。
的支配和干预一般也更大。”19西欧等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新兴的市民、商人、企
业家、制造上等分散的社会群体扮演中心角色，而东亚各国，现代民族国家、改
革政党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扮演主导角色。早期现代化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
过程，经济因素的作用占主导地位；而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实际上
是一种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因为国家（包括现代政党）作为有组织的社会
力量在推动着一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从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来看，革新创举大多来自社会和经济，政治
体系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在欧洲大陆西部第二批发展的国家（譬如法国和德国）
中，政治体系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会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后来成功地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如苏联和日本，政治的作用往往占了主导的地位。”20同
样，结论是：虽然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交互影响，但从历史上看，
政治发展往往成为更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过程。
第二，市场经济不健全、资源有限的需要。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制定经
济发展政策，选择确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以及示范效应的产业部门，并通过各
种政策，影响要素配置，提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斯蒂格勒茨认为，政府
行使着重要的经济角色，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
第三，冷战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任何分析，都离不开冷战这一国际环境。
在东亚，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复苏，给东亚国家大量的财政、经济援助。朝
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与军事相关的民用产业起到了很
大的带动作用，此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都成为刺激这地区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
美国市场对东亚新兴工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品的经济需求，以及美国
在这个地区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为美国的东亚盟
友诸如日本、台湾、南朝鲜，以至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香港和新加坡等的活动建立
了一个‘外在界限’。”巨大的外部市场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美国市场
为例，1953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达到47％，到1970年仍然有
31％，韩国1968年度美出口比重为51。7％。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外资，控制了大量
的资源，既可以减少国内各种力量的反对，又可以通过外资控制更多的国内资源，
21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22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