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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看，似乎验证了Huntington；S。P。的政治学解释中文化解释的合理性。Huntington；S。P。解释中所应用
的几个关键词是文明…文化、冲突等。而本文在解释日本经济衰退中的“社会事实”时，提出以“反思性”、
“反思文化”、“全球化…地方化”等概念来构筑解释体系。当然，这就需要对大量的“社会事实”做出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证实“反思文化”的存在。但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数据的一般分析，而是从理论上
大胆提出一种假设。
④ 山田辰雄（原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谈了以下看法：我一直认为中日双方在讨论历
史问题是首先有必要依据历史事实冷静地讨论。此时要求日本人持以一种坦率的态度，承认过去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在谈论历史问题时，同样也需要有一种对等的态度。为过去侵略过中国而感到痛
心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一个证据就是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不到1％，我认为中国研究者在批判侵
略战争时，也须对此有所考虑。＇“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
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为准则，以“地方化”来加以实践。由此，“本土化”和“反思性”都是一种调和或协调的
手段，但其机制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反思文化”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
依照上述的概念分梳，以下就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或还没有提到过的“社会事实”进行分析
和解释。就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而言，最早由教科书问题，较近则有“有事法案①”、修改“宪
法第9条”、从PKO（联合国维和机构）到PKF（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②，
以及内阁成员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对这些问题，日本舆论的普遍看法可能与我们
的估计截然相反，或者差异较大。面对这些“社会事实”， 若仅仅嗅出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
大，恐怕远远没有把“社会事实”解释清楚。如果右翼势力的观点与一般舆论是大致相吻合
或接近的，那就需要我们去重新解释“社会事实”。这并不是要否定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大
这一事实，而是在一种文化解释中去找出新答案。这样做要比纯粹的政治化解释更有意义。
第一，政治学的解释离不开文化解释，只有这样，政治解释才更有深度和广度。第二，文化
解释不带有鲜明的、排他的价值取向，但这并非无价值基准，而是基于理性意义上的一种“真
实性”（ture）来完成的。第三，文化解释不但可以解释政治，而且可以预测政治的“走势”③。
本文认为，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引起轰动④，“有事法案”出笼，修宪论成强势，从PKO
到PKF、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国会议员及政要正式或非正式、个别或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
问题的背后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日本经济
起飞时期或者在经济成长期和顶峰期则表现得较为微弱和隐蔽，而到了泡沫经济出现时，则
开始转强和日趋明显。或许可以把“反思性”的文化机制比作周期性出现的东西，比如战败
后的一段时期，也有过以丸山真男＇1952＇为代表的“反思性”的文化行为，后来也出现过鶴
见和子＇1977＇的“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但是，这不是“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
性”，而是“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反思性”。“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性”严
格地说是最近十年来的产物。“反思性”作为一种“风险意识”，对个体或国家无时不在起
着作用。
日本在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过程中，上述的政治行为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全球
化”的大环境下，通过“解释”、“参与”、“规范”、“程序”，重新确认“地方化”。
所谓“解释”便是重新解释历史，修改教科书；所谓“参与”就是从PKO到PKF；所谓“规
范”便是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所谓“程序”，就是修改宪法第9
条，提出“有事法案”等等，重新确认和强化这种“地方化（个别化）”。这些从根本上说
就是日本诸邻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反思文化”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
最近十年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与这种“反思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重新确认“地方化”过程，不仅“反思性”的机制在起作用，它同时也是主体操作的结
果。一方面，“反思文化”机制在体制、制度、组织、个体各个层面上运作，另一方面，“反
思文化”机制要求主体（在组织的场合为国家领袖和政党、国家公务员，大学、公司、企业、
团体中的精英层，在个体的场合就是每一个人）去选择和操作，重新修正行为模式，确立战
略目标，以期化解“全球化…地方化”下的各种风险。这就意味着正在形成一种“反思文
化”。“反思文化”被认可的一个理由便是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反
思文化”尽管被认可，被实践，但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依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毛病，即难以摆
脱被夸大，甚至被歪曲地利用的命运。为此，在使用“反思文化”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日本
问题时，需要把握其中的区别和差异。
以上仅是围绕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来说明“反思性”。然而，也可以举出其它方面的
许多例子来阐明“反思性”。比如，“反思文化”在日本的企业中已经出现，以取代长期以
来被推崇的“日本式的经营理念”。日本企业里的“年功序列制”（the seniority system） 正
在被打破。企业会抛弃以往的“终身雇佣制”来避免风险，提高竞争力。而企业中的个人的
“反思性”也促使员工重新给自己定位，有风险，但也有机遇。虽说企业组织本身在面对市
场波动时已具备一种适应…调整的反应装置，但这并非是一种从构造上可以解决问题的反应
装置，而“反思文化”则根本不同。“反思文化”反映在企业行为中，将会在组织和个人的
结构和内容上，形成一种重组结构，提高效力，避免风险的强大力量。
总而言之，“反思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
扩大和渗透。“反思文化”能否把日本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这并不是笔者想预测或看重
的，笔者的初衷，则是在日本经济衰退中，从行为的象征意义上作文化解释。正是基于这一
点，本文才以“反思文化”这一分析概念去把握日本是如何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解释这一过
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文化特征。“反思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现时态，在“反思文化”的分析中
可以再解释或再构日本文化的一般特征，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
重要课题了。
①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02年度）赞助，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现代中日两国青年相互认识的比较
研究》课题组已于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实施了《中日大学生相互认识的调查》（简称“问卷
调查”）。相关的分析数据均出自“问卷调查”，以下不一一注明出处。就“中日关系的现状评价”，“问
卷调查”中回答“一般”和“比较好”的占到7成。
② 石田锭二（前丸红驻京代表）的看法如下：中日年轻人之间对对方不喜欢的人很多。对于摩擦原因，
经常在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不够。摩擦是否全部是历史问题而引起，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应该探讨。
要讲的很多，这里仅讲一点，即中国学校教育中有关日本人形象极坏。这数十年来日本教科书的问题是
普遍议论的话题，但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问题，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呢？在中国教科书中，对日本描写是侵
略者，惨无人道的，这样一种印象。在各个地方还有许多战争纪念馆，我不是否认战争，而是觉得过分
“文化环境”的操作可能性
把握和理解上述的“反思文化”与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尽管处
于两个不同层面，但是并不是完全相互脱离的，而是存在着一定内在机制。通过改变我们所
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会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反思文化”。当然，即使不存在“反
思文化”这一概念，也会出现其他类似概念，这就意味着改变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
“环境”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这里的经验假设只是作为一个步骤或方法，
试图证明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所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环境”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是可以
操作的。而且，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构筑一种温和与开放的“文化环境”。
如前所述，“文化环境”与“反思文化”本身并非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是作为一种分
析概念，一旦重叠以后，就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操作，即可以付诸实践，作为文化或政治
战略的手段。因此，使用“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与“反思文化”一样，本身目的在于重新认
识日本，正确解释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内在机制，并预测其基本走势。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
“文化环境”，恐怕很难解释日本接二连三出现的“反思文化”。这里不难想象，不健全的“文
化环境”容易诱发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目前国内的“文化环境”令人堪忧。
为此，本文认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思考问题时，“文化视点”不可缺少，并以这种
文化视点为基础，构筑“文化环境”。作为“文化视点”，其本身不是情绪化的东西，而是
理性的东西。本文认为，以往贸易摩擦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