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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用到的帕森斯理论的“结构单位”（structural units）的性质，指出价值（values）、规范
（norms）、集体（collectivities）和角色（roles）这四个单位是按从一般到具体排列的。
第一章则阐明了“现代工业社会”和“宗教”这两个概念。他指出，帕森斯理论认为以
美国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中心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都以经
济价值为主导，因为政治理性化的过程具有足以与经济理性化的过程相比拟的作用。他认定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实例，并以此作为解释日本从非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假设。
他还借用了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宗教概念，把它和韦伯的宗教理性化思想用
帕森斯理论重新做了阐释。他指出在传统主义社会里的宗教主要起禁锢的作用，而对“神圣”
的再定义产生了具有高度理性化的世界宗教或者“拯救宗教”（salvation religions），其对普
遍的行为理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如他所说：
“简而言之，我们关注的是‘神圣’的定义及人对神圣的义务如何有利于经济理性化的
价值和动机的，以及政治理性化作为一个媒介过程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⑦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贝拉如何将帕森斯理论用于研究韦伯命题。
二、日本传统社会结构与“德川宗教”
贝拉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了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结
构与价值类型，论证了“德川宗教”对中心价值的强化作用。第二章“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
结构概观”，分析了德川时代日本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说明了作为社会具
体结构单位的土地单位、家族、商家和宗教组织等概念的实际所指。
他认为在日本达到目标在价值系统中具有首要性，并指出其表现与作用，以及其对适应、
整合和文化三个价值维度的支配性影响。关于中心价值的表现与作用，他这样指出：
“在日本忠诚的巨大重要性就是我们设定为占首要位置的价值的具体表现。……重要之
点在于它与政治理性化相关联。……因此，这种一般化的特殊主义在权力理性化和扩大的过
程中，或许在某些方面具有普遍主义的同等功能。”⑧
“日本的忠诚意味的并不仅仅是被动的献身，而是能动的服务与表现。”⑨
他还指出日本的家族与国家受同一价值结构的支配。
他主张在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之政治系统方面，诸藩的存在和天皇的神授魔力是德川
时代权力普遍化和一元化的主要障碍；导致德川幕府统治崩溃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维
护和平的政策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效用逐渐降低了，二是结构性的财政难题致使幕藩统治集团
对经济和收入的控制力越来越差，身份等级与收入之间愈来愈缺乏一致性。在经济系统方面，
以特殊主义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关系起到了普遍主义的效果。在整合系统方面，日本的“机械
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发达，“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薄弱，而家庭和国家
作为宗教集体有利于强化前者。在动机系统方面，动机调节保持家庭教育中纵容和训练的平
衡；保持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平衡；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而日本人特有的特殊主
义的、审美的、对事物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对秩序的注重，则反映着其人格系统中存在着普遍
的紧张和焦虑。在此基础上才引出宗教与中心价值的关联和宗教越出这一范围产生的影响等
问题。
第三章“日本的宗教”，则从日本主要的宗教中抽象出单数的“德川宗教”来论述。他
在指出了德川时代日本宗教发展的类型，即在紧张状态中旧的宗教系统得以强化，其影响遍
及各方面之后，说明了日本的宗教中得到强化的共通的关于神、自然、人和时间的基本概念。
关于神的两个基本概念，书中提到：
“第一个概念是，施予食物、关心与爱的高级存在的神。”⑩
“它＇关于神的第二个概念＇可以描述为存在之基础或实在的内在本质。”。
他指出了德川时代以前神道、佛教和儒教的发展都体现出从巫术到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倾向。
在此基础上贝拉分析了与关于神的两个基本概念相关的宗教行动的两种基本类型：其
一，为报答高级存在之神赐予的恩惠而采取的宗教行动；其二，寻求与第二种神合一的两个
分类型宗教行动，特别是“试图通过伦理行为或‘爱的实践’之积累，通过入世而非出世来
达到与神的合一”的第二个主要分类型。。他指出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强调“行动主
义”（activism）。于是，问题被引向探讨上述两种宗教行动与世俗世界的关联。他主张：
“宗教行动，无论是报恩或是要求个人醒悟，首先采取履行自己在世俗中之义务的形式。
仪式、祈祷或冥想对于首要的伦理义务来说，均居于其次。而似乎强调得最为具体的义务是
对政治权贵的义务以及对家庭的义务。”。
贝拉还进而以江户时代的孝子标准为依据，即孝子非但不应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拒绝为
主君做战，更应在父母反叛主君的情况下抛弃父母而追随主君，证明了“忠”才是“最高之
孝”，而“孝”则强化了“忠”。总之，贝拉认为“德川宗教”强化了中心价值。
三、德川诸宗教运动与日本传统社会的理性化
贝拉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的另一方面，是论证了德川时代诸宗教运动对日本传
统社会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产生的作用。第四章“宗教与政治”论述了宗教与日本的
政治理性化的关系。
贝拉指出神道、儒教和佛教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对天皇的忠诚可以压倒宗教的其
它世俗义务的观念，认为武士道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通过对武士道的宗教基础与由武士
道衍生出并理性化了的宗教特性的分析，他确认“德川宗教”与武士道具有同一性，即：
“实际上，就一般的宗派和伦理运动而言，所有可获得的证据均表明，它们都传授了一
个本质上同一的伦理。它们都强调忠与孝、服从与正直、节俭与勤勉。它们都要求对上级的
无私奉献、最低限度的个人消费以及严格履行日常的工作义务。在作为‘伦理的行动主义者
（ethically activist）’和‘世俗内的禁欲主义者（inner worldly ascetic）’方面，他们与武士道
是一致的。”。
他还认定了接受国学运动的“尊王”主张和水户学的“国体”观念都意味着所谓“理性
化”的宗教行动，主张其招致了突破幕藩体制和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所谓“理
性化”的政治行动。当然，贝拉也指出了“国体”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构造同一性导致了
权力理性化倾向不断膨胀，并强调这就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五章“宗教与经济”，则探讨了各阶级的宗教——伦理对经济理性化的影响。他从日
本化了的儒家思想的角度指出，武士的经济伦理和政治价值具有同一性；由儒家有机的社会
理论发展而来的职业观（“职分”或“天职”）与政治价值是融合的。他认为这两点都意味着
“以政治价值渗透经济”，都促进了经济理性化的发展。
关于商人的经济伦理，贝拉指出部分商人的职业观受到了净土真宗的影响。书中提到：
“现世的伦理行为既是对阿弥陀所赐恩惠的回报，又是自己内心信念的反映。勤奋努力
于自己的职业开始在前述所要求的伦理义务中占据中心位置。”。
他还认为宗师们通过自利利他的教旨使商业利润正当化了。由于净土真宗的伦理在某种程度
上与对领主的报恩是疏远的，于是，贝拉确认它最类似于西方的新教伦理。
他还一般性地探讨了商人的家庭伦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商人的家规与店规，
他指出“奉公”或服务意味着报效国恩、关心社会福利、视劳动为对国家和社会最好的回报；
不仅如此，奉公也是商家内部的观念，它与家族宗教相结合后使商人阶级的经济动机表现为
“家族利润主义”，而对家总名誉的尊重与维护又有助于商家之间产生诚实信赖的关系。此
外，他还通过论述二宫尊德的报德运动反映了农民伦理的一些侧面。
第六章“心学与它的创始人石田梅岩”，研究了梅岩的经历和思想，指出了心学对经济
理性化的影响是始终一贯的。他强调了梅岩的社会教义最初由其宗教关怀激发这一点，阐释
了梅岩思想的逻辑过程，引出了梅岩思想中的“现世的神秘主义”与伦理教义的关系这一问
题。他一方面指出梅岩神秘主义的结果是合乎道德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梅岩观察社会的基
本结构是国体和国恩观念，梅岩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主张四民都是臣，
在为共同的目的献身这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正如书中指出的：
“不过，梅岩的要求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商人体现了类似武士的伦理即臣之道。梅岩是
商人阶级的热烈拥护者，但他的主张完全根基于强烈地肯定社会的支配价值，而非否定甚或
批判。”。
由此商人的职业以及商业利益获得了道德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贝拉阐明了梅岩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因素，指出“正直”意味着获得正当的利
益、抵制不正当的利益、支付债务、尊重财产和保持节俭，断定梅岩视尽职尽业为体现忠诚
孝行的第一手段。最后，他总结了心学对日本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作用。
总之，他力图表明上述诸宗教运动最初产生于宗教关怀，它们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