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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明⑦，目前也未见相关的判例出现。但就其他的无收入情形，都已形成了相应的判例理论。
关于家庭主妇的可得利益。自明治民法时代的判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家庭主妇
无收入为理由，否定其可得利益。而且，考虑到很多女性结婚后不再工作，甚至也有判例否定女
孩（潜在的家庭主妇）的可得利益。在进入昭和40年代后，主张积极评价家务劳动的财产价值、
并在赔偿额中予以反映的下级审判例相继出现，而最判昭和49年7月19日判决（民集28…5…872）
也明确指出，“结婚后专事家务的妻子，其所从事的家务虽不直接带来金钱收入，但在劳动社会，
家务劳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评价。若请他人打点家务，必然为此付出相当的对价，故妻子
自行料理家务，也能取得财产上的利益”⑧，据此判决，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准，
计算专事家务的妻子的可得利益。该判决在承认家庭主妇劳动价值这一点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
义，但其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计算家庭主妇（也包括潜在的家庭主妇即女孩）的可得利
益，也存在若干问题。一些下级审判例指出，认为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之差别在未来也会
长期存在未必有其合理性，在小孩死亡时，由于其前途的全然不可知性，体现可得利益上的男女
差别更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而立足于男、女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差别之现实，按前述最高裁判决
将导致家庭主妇可得利益评价额的过度低下，基于男女平等的理念，在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
收入计算（该判例中受害人为8岁女孩）可得利益时，还应加算对家务劳动部分的金钱评价（东
京高判昭和55年11月25日判タ428…183）。但最判昭和62年1月19日判决（民集41…1…1）却
认为，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计算基准，已能充分反映女性受害人（该判例为14岁女
孩）将来的可得利益，若再加算家务劳动的价值，无异于对女性可得利益的二重评价，客观上有
失公允。何况，男、女雇佣劳动者评价收入之差别，是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反映，很难期待
这种差别在短期内消失，若在计算女性可得利益时不反映这种现实差别，则侵害女性生命者将负
担超越现实损害的责任，同样不具有合理性。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即便在今日日本社会，即便
夫妻双方都是雇佣劳动者，家务劳动基本上仍由妻子包干，故只以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计
算女性可得利益，很难说已经充分地评价了女性劳动的价值，有鉴于此，也有下级审判例通过降
低女性生活费扣除比例的方式（例如，以前男性扣除生活费的比例为50％，女性则为30％），来
调节男、女雇佣劳动者在可得利益上的差别。
关于小孩的可得利益。判例也曾长期以其计算上极其困难为理由予以否定，而只认可慰抚
金方面的请求权。但最判昭和39年6月24日判决（民集18…5…874）修正了此前的判例立场，认
为，“相对于一般的情形，在小孩死亡时请求可得利益赔偿的确伴随着一定的不正确性，尽管如
此，法院还是应基于受害人方面提出的所有证据资料，通过经验和智慧，尽可能努力地计算出盖
然性的赔偿额。在该盖然性特别有疑问时，可采用所谓的保守算法（例如对收入额有疑问时就低
估收入，对支出额有疑问时就高估支出，对遥远将来的收支有疑问时就缩短算定期间）。如此，
相对于仅依慰金之救济，计算出的赔偿额更为客观，且在更充分地保护被害方的同时，并未使侵
权行为人负担过当之责任，体现了公平分配损害这一损害赔偿制度的终极理念”，从而认可了小
孩的可得利益，并为后来的判例一体遵从。如前所述，对于男孩和女孩，在计算可得利益时所依
据的收入基数有别。抛开收入基数的男女差别，目前判例各自所选择的收入基数未尽统一，大体
上有三种：（1）以雇佣劳动者的全年龄平均收入为基础，并在可劳动期间内固定不变（东京地裁
方式）；（2）以初任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础，并在可劳动期间内固定不变（大坂地裁方式）；
（3）从初任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开始，预计收入顺次上升，并将可劳动期间区分为不同的年龄段，
分别计算该年龄段的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最终求出总和的可得利益⑨。由于小孩可得利益固有
的高度盖然性，根据前述昭和39年最高裁判决“保守算法”，收入基数不宜定得太高，否则，将
会出现小孩的可得利益超出低收入成年劳动者的情况，再加上一般不考虑收入上涨因素的判例立
场，以初任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计算基准，较为妥当⑩。至于小孩的可劳动期限，判例一般
不考虑其进大学读书的可能性11，将18岁作为初任（就劳）年龄，也就是说，小孩的可劳动期
限通常为49年（67…18）。在按上述收入基数和可劳动年限计算出总收入后，应如同有收入的成
年人一样，从中扣除一定比例的生活费。小孩死亡到初任年龄间的养育费是否应当从赔偿额中扣
除？下级审曾意见不一，而学说也呈现出二分状态。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养育费性质认识的不同，
即是将其作为父母为使子女未来获取收入的必要投资呢，还是将其理解为父母生儿育女的固有意
义与价值12。最判昭和53年10月20日判决（民集32…7…1500）不应扣除，理由是“养育费与未
来可得利益之间，并不存适用或类推适用损益相抵法理时所要求的损失与得利之关系”。在该判
决之后，判例的立场趋于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害人有收入时，有时也以一定范围的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基数计算
可得利益。例如，考虑到刚被雇佣的年轻劳动者收入较低，有判例以全年龄平均收入计算其可得
利益（东京地判平成7年9月19日判决（交民集28…5…1365））。在计算自由职业者可得利益时，
如果陷入其实际收入额举证上的困难，有判例参照与受害人同年龄段的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东
京地判平成7年8月29日判决（交民集28…4…1182））。即使在计算可得利益时参照了某项平均收
入，也未必将该项平均收入原封不动地作为算定基准，相反，不少判例针对具体情况，按照所参
照的平均收入的一定折扣来完成可得利益之计算。例如，子女已独立的高龄的家庭主妇（名古屋
地判平成8年7月19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5541）年龄别平均额8折）、就劳前景不明朗的打
工者（大坂地判平成9年2月28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5953）年龄别平均额5折）、经营状况
不景气的自营业者（大坂地判平成8年9月26日判决（纷争处理中心5668）年龄别平均额8折）。
对于先天智能障碍者，有的判例以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乘以一定折扣比例来计算其可得利益
（千叶地判昭和62年8月7日判决（交民集20…4…1018），有的则参照该地区受雇智能障碍者的
平均收入（横滨地判平成4年3月5日判决（判时1451…147）），当智能障碍特别严重时，也有
判例直接否定其可得利益（东京地判平成2年6月11日判决（判时1368…82））。
在无职者中，还有一类就是本无就劳愿望者，如放贷食利者、流浪者及其他游手好闲者、
职业犯罪人等。判例对这些人的可得利益普遍评价很低，最判昭和44年12月23日判决（判时
584…69）针对病弱、滥酒、没有就劳意愿又不能维持自身最低生活的受害人，认定其没有可得利
益。但即便这些人，也可能日后为生活所迫、或者翻然悔悟，奋发图强，所以视其可得利益为零
并不妥当。至于法律到底应如何评价这种微弱的可能性，实在是至为困难，只能期待今后一段时
间判例的蓄积13。
在计算出受害人可得纯益后，判例通常要求加害人一次性赔偿，这就涉及到如何扣除中间
利息的问题，从大审院时代以来，判例通常按复式霍夫曼算式计扣中间利息。但在计算小孩可得
利益时，由于存在东京地裁方式（全年龄平均收入基准）和大坂地裁方式（初任收入基准）的差
别，为避免按不同方式计算出的可得利益差别过大，在下级审判例渐渐出现了大坂方式＋霍夫曼
式、东京方式＋莱布尼兹式的两种组合14，最高裁除肯定这两种组合的合理性外，同时认为，即
使是东京方式＋霍夫曼式之组合，虽可能导致算定的赔偿额过大，但也不能断定其为不合理的计
算方法。15
总而言之，赔偿死者间接财产损失的具体情形可谓千变万化，立法不可能对这些一览无遗、面面
俱到，16也正基于此，各国都试图以判例、判解的形式丰富和补充立法上的漏洞。
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17
赔偿应当是直接受害人受害前所负担的那一部分实际的扶养费来源（即直接受害人生前负担多少，
就应当赔偿多少）；但无法证明受害人生前给付之具体费用18时则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进
行计算。
对于给付扶养费年限的计算也是较为重要的，从各国包括日本立法普遍看来，一般对未成年包括
胎儿赔偿的时间是当其达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在中国即18岁）；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被
扶养人（如老人、残疾人），一般应当为人口平均寿命与（受害人受侵害致死时）被扶养人年龄之间的
差额，但高龄的被扶养人（年龄已经超过人口平均寿命的），理论上应以其死亡为扶养终了的年限，但
因须先行计算并扣出被扶养人生活费才方便按继承法分割余下的财产，所以，对高龄被扶养人还是以
从死者未来收入损失赔偿中先行扣出其生活费为宜，可大致将其扶养年限在立法上定为5…15年不等，
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