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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集团而遭致美国的不满，并在安全保障方面失去美国的保护。正因为“雁行模式”
和“亚太一员”的战略思维的作用，日本更多地希望东亚成为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基地与出
口基地，而美欧则作为为其提供广阔出口市场、尖端科技资源以及各种战略资源的贸易伙伴，
因此日本对东亚区域的地区内经济合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相对消极的态度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提出的很多区域合作倡议都带有浓厚的“太平
洋”色彩。也就是说，日本在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战略定位方面，偏重于太平洋。如进入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越南战争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展，
日本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构想开始浮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学界与新闻
媒体就开始讨论关于“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话题。小岛清教授是日本学者在亚太经济问题
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1965年发表的《太平洋共同市场与东南亚》的论文中指
出，如果太平洋沿岸的五个发达国家（美、加、日、澳、新）之间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
话，则可以在依靠增加地区间贸易来增加收益的同时，扩大对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为了具体
实现这一构想，小岛等还与一些有同样构想的人士组成了研究会。在1968年1月的日本经
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论文，
指出了太平洋地区内贸易扩大的倾向以及相应的对策等。当时，政界格外关注亚洲太平洋构
想的是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10月期间担任第一、二次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
1967年他在多个演讲中都积极提倡他的亚洲太平洋外交构想。其主要内容如下：（1） 培育
亚太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互相协作精神；（2） 应该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来考虑亚洲的
开发，这不仅需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而且需要发达国家共同来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与发展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的稳定与繁荣；（3 ）
提出成立亚洲太平洋地区协作机构的构想。5
甚至一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前半期，日本关于地区主义构想的提法更多的
也是只提“太平洋”。比如，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以及以此为
基础在1980年举行了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并在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
的构想6。反映出当时日本在与亚洲与太平洋的合作方面，日本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更主要地
是放在与太平洋各国的合作上。这与当时日本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等之间的经济摩擦日
益加深不无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地区主义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洲意识有所
回归。主要原因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为了增加竞争力对NIES、
ASEAN的直接投资大增，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深化了。加之，世界经济地区化的趋势更加取
得了发展，也促使日本更加重视亚洲。1989年11月，第一次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这可以说是日本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一个现实的成果。
因为对日本来说，既可以借此调整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与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又可
以确保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使日本可以更好地处理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与美国
协调以及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合作之间左右为难的课题。对此有识之士指出，虽然日本推行的
这个战略有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经济合作的推进，但是，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必须严
格地限制在亚太经济合作的范围内，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深度不能超越亚太经济合作，特
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不能朝着排斥美国的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那么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
推进是有限度的。而且，如果东亚经济合作如果超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规定的目标，那么日
本有可能重新回归消极和暧昧的立场。7 而后，日本对待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和行动也正表
明如此。而且，APEC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下的这一合作框架下
虽然是一个协调与沟通的组织，但是不可能带来类似于欧盟那样紧密的地区主义下的地区经
济合作。
综上所述，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地区主义上一直在“亚洲太平洋”与“太平
洋”之间徘徊，且在提法上始终离不开太平洋，可见其重视太平洋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因素
对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程度之深。因此，日本对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始终是比较消
极，反而更热衷于亚洲太平洋的跨地区合作，而“APEC”正是日本这一地区主义的具体体
现与现实成果。
三 冷战结束后东亚意识有所回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东亚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同时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
下降趋势。进入90年代后，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从80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长
率从3％下降到l％。9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80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
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
排名第3（80年代排名第4），但到了2000年时，其排名降至第16位。8 其次，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亚经济则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每年都能保持7％至8％的高增长率。
而且在中国加入WTO的良好预期下，中国有望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巨
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在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市场的基础上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随着
资本的扩张，企业实力的积聚和技术的积累，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原来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向劳动、技术、资本密集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转变。随着
这种结构的深入，在东亚，中日韩之间的产业分工有从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趋势转
变。这给整个东亚的国际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
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火车头。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与日俱增。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东亚的经济版
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来说，原来的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模式”
陷入了难以运行的困境。
总而言之，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有摆脱经济发展困境
以及加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刻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合作与东亚经济飞
速发展的形势对日本提出了严峻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如果日本不积极地融入东亚，那么日本
不仅会失去很多经济发展与获取市场的机会，更有可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而且，日本也深刻地认识到，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加强日本在的东亚的海外事业是加
强日本企业竞争力以及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从其一以贯之的谋求东亚主导
权的野心出发，日本也需要在战略上加强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20世
纪90年代以后，与之相对应的“东亚”地区主义就得到了提倡与响应，东亚意识升温了。
不仅有日本学者提出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发展思路，而且政府与企业也深刻地认识
到东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的动向也相对积极起
来。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不仅成为日本，也成为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
一个构想。马来西亚政府的马哈蒂尔总理就提出过“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1996
年2月，中日韩三国与ASEAN之间举行首次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在没有美国参加情况下的
东亚各国首脑会议，对日本的对东亚的地区主义参与的历史中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96
年11月的ASEAN经济部长会议上，就资金调配、技术转移、人才培育等方面向日中韩提
出了合作的要求，从而浮现了东亚各国之间具体合作计划的草图。1997年1月，日本首相
访问了ASEAN 5国的时候，提出了日本与ASEAN举行定期首脑会议的倡议，而ASEAN
则反过来提出举行ASEAN与日中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晤。这是ASEAN各国试图不让日本
影响力过大的战略体现。不管怎样，这些动向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地区主义意识的显现。这也
是东亚地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地区依存度上升以及东亚经济活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997年发生的东亚货币危机，使日本与东亚国家更加认识到东亚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
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借此机会，日本提出了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该
构想由于体现出日本试图主导亚洲的野心而遭到美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最终未能成
功。虽然遭到了挫折，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在东亚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努力。1998年，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独自的资金援助构想，计划在2年内向亚洲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
援助，即新宫泽构想。由于日本感到美国对排斥美国的多边形式比较反感，转而以双边援助
方式向亚洲国家提供日元借款。日本借助这种双边援助以及ASEAN10＋3（日中韩）框架来
参与亚洲的经济事务。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日益繁荣，东亚地区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强了。9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