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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注“祭足”至“非也”。○正义曰：隐元年传称“祭仲”，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传云：“祭封人仲足。”此人虽名字互见，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为字。左氏先儒亦以为字。但《春秋》之例，诸侯之卿嘉之乃书字。十一年经书祭仲，而事无可嘉。注意以仲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释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为名者，而《公羊》守株，专谓祭氏以仲为字。既谓之字，无辞以善之，因讬以行权。人臣而善其行权逐君，是乱人伦坏大教也。说《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郑人嘉之，以字告，故书字。此为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实也。宰渠伯纠、萧叔大心皆以伯、叔为名，则仲亦名也。传又曰祭仲足，或偏称仲，或偏称足，盖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凡传所记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宁说郑，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讨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来聘，童子将命，无速反之心，久留在鲁，故经书夏聘，传释之於末秋。
＇疏＇注“仍叔”至“末秋”。○正义曰：此子来聘，传虽不言聘意，盖为将伐郑而遣告鲁也。经在伐郑之上，传在伐郑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为“童子将命，无速反之心，久留在鲁。故经书夏聘，传释之於末秋”，讥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则秋未为末。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诸侯伐郑”，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为欲显天时，更别言秋。
“秋，大雩”。书，不时也。十二公传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两秋，此发雩祭之例，欲显天时以相事，故重言秋，异於凡事。○重，直用反。
＇疏＇注“十二”至“凡事”。○正义曰：上既言“秋，王以诸侯伐郑”，而此复言秋，故解之方发雩祭之例，须辨雩祭之月，欲显言天时，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异於凡事，凡事则不须每事重举时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释“中间有‘初’，不言秋，则嫌楚客过在他年”。
凡祀，启蛰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庙之事也。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蛰，直立反。正音征。
＇疏＇注“言凡”至“南郊”。○正义曰：下三句谓雩、尝、烝也。雩是祭天，尝、烝祭宗庙。此无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连言地耳。《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对则别为三名，散则总为一号。礼，诸侯不得祭天。鲁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书传皆不言鲁得祭地，盖不祭地也。鲁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发凡言例，虽因鲁史经文，然凡之所论，总包天地及诸国，则“凡公嫁女於天子，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总包天子及诸国，则有祭地之文。故杜连言之。《释例》云：“凡祀，举郊雩烝尝，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群祀不录可知也。礿祠及地祗，经无其事，故不备言，亦约文以相包也。”礿祠之祭过则亦书，但无过时者，故经不书耳。《夏小正》曰“正月启蛰”，其传曰“言始发蛰也”。故汉氏之始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大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历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满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则启蛰当雨水，龙见当小满，始杀当秋分，闭蛰当小雪。晋世之历，亦以雨水为正月中。而《释例》云：“历法，正月节立春，启蛰为中气”者，因传有启蛰之文，故远取汉初气名，欲令传与历合。其馀三者不可强同。其名虽则不同，其法理亦不异。故《释例》云：“案历法，有启蛰、惊蛰，而无龙见、始杀、闭蛰。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异。传曰：‘火伏而后蛰者毕。’此谓十月始蛰也，至十一月则遂闭之。犹二月之惊蛰，既启之后，遂惊而走出，始蛰之后又自闭塞也。”是言启蛰为正月中，闭蛰为十月中也。注以闭蛰为十月，而《释例》云“十一月遂闭之”者，以正月半蛰蟲启户，二月初则惊而走出。十月半蛰蟲始闭，十一月初则遂闭之。传称四者皆举中气，言其至此中气，则卜此祭，次月初气仍是祭限，次月中气乃为过时。既以闭蛰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则遂闭之，欲见闭蛰以后、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释例》云：“孟献子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耕谓春分也，言得启蛰当卜郊，不应过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则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释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讥其非所宜卜，而不讥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犹可郊，知建子之月犹可烝也。正由节卻月前，未涉后月中气故耳。传本不举月为限，而举候以言者，《释例》曰：“凡十二月而节气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为四时，间之以闰月，故节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气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传举天宿、气节为文，而不以月为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日月，故亦言“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此其大准也。是言凡候天时，皆不以月为其节，有参差故也。若《周礼》不举天象，故以月为正。《大司马职》曰：“中夏，献禽以享礿”，“中冬，献禽以享烝。”言四时之祭不得后仲月，非谓孟月不得烝也。《释例》曰：“周礼祭宗庙以四仲。盖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则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则尝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杀而尝，谓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则周之正月得为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书，而八年书正月烝者，《释例》云：“经书正月烝，得仲月之时也。其夏五月复烝，此为过烝。若但书夏五月烝，则唯可知其非时，故先发正月之烝，而继书五月烝，以示非时，并明再烝渎也。”然仲月虽不过时，而月节有前有卻，若使节前月卻，即为非礼。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传言“不时”，明涉其中节，故讥之。《释例》云：“龙星之体毕见，谓立夏之月，得此月，则当卜祀，过涉次节，则以过而书。故秋雩书不时，此涉周之立秋节也。”言涉立秋节者，谓涉立秋之月中气节也。过涉次节，亦谓中节，非初节也。若始涉初节，则不讥之矣。如此传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礼记·明堂位》曰：“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於太庙。”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杂记》云：“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如彼《记》文，则鲁郊以周之孟春，而传言“启蛰而郊”者，《礼记》后人所录，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礼。襄七年传孟献子曰“启蛰而郊”，《礼记》、《左传》俱称献子，而《记》言“日至”，传言“启蛰”，一人两说，必有谬者。若七月而禘，献子为之时应有七月禘矣。烝尝过则书，禘过亦应书。何以献子之时不书七月禘也？是知献子本无此言，不得云《礼记》是而《左传》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盖春秋之末，鲁稍僣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记》者不察其本，遂谓正月为常。《明堂位》后世之书，其末章云鲁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春秋之世，三君见弑，髽而吊，士有诔，俗变多矣！尚云无之，此言既诬，则郊亦难信。以此知《记》言孟春非正礼也。郑玄注书，多用谶纬，言天神有六，地祗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时迎气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宫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纬·文耀钩》云：大微宫有五帝坐星，苍帝其名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五德之帝谓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灵威仰也，曾无冬至之祭，唯祭灵威仰耳。唯郑玄立此为义，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肃作《圣证论》引群书以证之。言郊则圜丘，圜丘即郊。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晋武帝，王肃之外孙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肃之义。杜君身处晋朝，共遵王说。《集解》、《释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则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启蛰而郊，犹是一天，但异时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灵威仰，明与郑异也。刘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喾配也。”
龙见而雩，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穀祈膏雨。○见，贤遍反，注同。宿音秀。为，于伪反。
＇疏＇注“龙见”至“膏雨”。○正义曰：《天官》：东方之星尽为苍龙之宿。见，谓合昏见也。雩之言远也，远为百穀祈膏雨。远者，豫为秋收，言意深远也。穀之种类多，故诗每言百穀，举成数也。雨之润物，若脂膏然，故谓甘雨为膏雨。襄十九年传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传直言雩而经书大雩者，贾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盖以诸侯雩山川，鲁得雩上帝，故称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乐。”是雩帝称大雩也。此龙见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记於仲夏章者，郑玄云：“雩之正当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