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怂嵩贒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Manfred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0的133次方）”，而“10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个分子随机组合，而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次（10x10x10），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其次，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
但我们知道，是一种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过于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的，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Dr。 Phil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Darwin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给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urgessShaleofBritish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动物群和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过程。
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5年5月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为瞩目〉的详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文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详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中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是的，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我彷佛已听到达尔文进化论的葬礼的钟声。
二、论战的实质
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著生命起源、化石证据、中间环节、自然选择……等许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能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多数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科学的发展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至于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天主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与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由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而且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终极因与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只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变成空白。因此企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onaldE。Chittick）在他的新著《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TheControversy：RootsoftheCreation—EvolutionConflict）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
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达尔文的三大难题前文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著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化石中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第二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