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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侵略活动的加深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大，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1902 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 年），美商通用电气公司（1908 年）等，都在此时来华设立机构。外商在华所办的公用事业，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1903 年），天津的比商电灯电车公司（1904 年），上海的英商电车电灯公司（1905 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1906 年）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等，都是在1900 年以前由它们直接投资兴建的。
在矿业方面，则焦作煤矿（1898 年）、开平煤矿（1901 年）、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1905 年）、门头沟煤矿（1908 年）等，皆于此时沦入外商之手。在银行业方面，除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日商横滨银行在华业务十分火红外，俄商华俄道胜银行（1895 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商花旗银行（1902 年），比利时华比银行（1902 年）也参加了对华掠夺的角逐。据估计，到1914 年，外国在华金融业（包括保险业）投资资本约为7575 万美元②。
外国洋行、银行及各类公司企业除在华直接投资办工厂以外，还对华进行高利贷式的贷款活动。这种放款活动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广东“十三行”行商的贷款开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产，就与它们的高利贷盘剥有关。《南京条约》中的300 万元“行欠”规定由中国官府代为偿还，就把这种正常的商业信用的私债变成了清政府的国债，从而以特殊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华及其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中。清政府在财政空虚之际，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侮，还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种军政费用，都依赖外债。特别是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外债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初步统计，到1911 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08 次，债务总额（不是余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1305888297 两（库平银）。1912—1914 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对外借款约114 项，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版，第607 页。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 页。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36 页。债务总额为593869857 银元①。
外国对华投资的发展及其投资权的争夺（1914—1931）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首先，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直接投资。有资料表明，从1912 年到1919年，外国在华商家数从2000 多家增加到8000 余家。其中英商从1912 年的592 家增加到1919 年的644 家，美商从1912 年的133 家增加到1919 年的314 家，而日本在华商家数1912 年为733 家，1913 年为1269 家，1915 年增加到2189 家，1917 年为2818 家，1918 年为4483 家，1919 年增加到4878家①。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期间，日本在华银行的总、分、支行不下100家，住友银行（1916 年）、三菱银行（1917 年）、三井银行（1917 年）就是这一时期在华落户的。据不完全统计，1915—1918 年间，外国对华贷款约计139 笔，总额为292652265 银元。其中日本对华贷款共68 项，总计194160951银元，占这一时期列强对华贷款的66％，在对华贷款中遥遥领先。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对华投资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对华投资除中东铁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在华特权丧失殆尽。于是在对华投资方面，就剩下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的竞争。英国、美国和法国对日本在华取得的经济优势深表不安，力图维持均势。
在借款问题上，美国指责日本“在财政上进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条是同出一辙”，企图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四国银行团来控制，并要挟当时的北京政府：新银行团“应得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拥有查帐之权。1920 年9 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经过1922 年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历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为“协同的侵略”，但这种均势只不过是新的对华争夺的起点。由于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力量强大，因而日本的对华贷款尽管受美国的牵制，但增长速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借入的大量的无担保外债（这种无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控制中国的手段，并非信誉）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从具体的数字上看，1919 年到1928 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93 笔，债务额为695188740 银元。其中，日本的贷款123 笔，债务额为370607518 银元，占这一时期贷款额的53。3％。
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向① 笔者根据档案算出，以后关于外债的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① 《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07 页。
了美国和英国。由于北京政府滥借外债造成中国债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几乎借不到外债，仅有的几次借款也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多。据统计，从1928 年到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14 笔（包括对美、英、日三国的“宁案”、“汉案”赔款），借款额为53180861 银元。其中美国6 笔，债务额为46412617 银元；英国4 笔，债务额为4614474 银元，两者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债务的95。95％。
在直接投资方面，更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扩张最迅速的时期。1921 年，外商在华的商行一度达到了9511 家，成为外商在华办厂个数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国就有6141 家。从增长速度上看，日本为11。2％，美国为9％，英国为4。3％，法国为4。2％。从年度投资上看，1920—1923 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0 万美元，1928 年为9660 万美元，1929 年为17000 万美元，1930 年为20200 万美元①。到1930 年，外国投资总额达364880 万美元，为1914 年的2。1 倍，为1920 年的1。8 倍。其中直接投资为1914 年的2。5 倍，为1920 年的1。9 倍。从国别来看，英国增加了60％，美国增加了3。3 倍，日本则增加了5。6 倍，跃居为对华投资的首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资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跃。
外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 年），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1923 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 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 年）、上海电力公司（1929 年）等，均在此时成立。1934 年改组成立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烟公司，是1902 年由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合并而成的，1903 年它吞并了在上海的英、美卷烟厂，又陆续在汉口、沈阳、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并收买了哈尔滨的俄商老巴夺烟厂。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后的颐中烟草公司，拥有资本25000 万元，成为一个完全操纵我国卷烟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的巨大的托拉斯。据统计，到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大约有2800 家外商企业（不计分支机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不过是十几家公司和银行。如英国的对华投资，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3 大系统。怡和洋行在中国有7大企业，在香港有12 家企业，其投资的“中英银公司”，掌握了中国铁路和矿业借款。沙逊洋行控制着25 家公司，在地产业中尤具优势。美国的对华公用事业投资，则由“美国电气债券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两个托拉斯所掌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国设有机构。1930 年，美国在华17 家大公司的投资额，几乎占了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2％①。
日本对华投资的膨胀与消失（1931—1945）
①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6、57、39 页。
①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第597 页。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三省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对华的半殖民地投资方式转变为殖民地的独占的投资方式。
在东北，日本的殖民地投资增长很快。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外，日本又相继成立了南满矿业开发会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对东北的工矿运输业进行全面控制和垄断。据估计，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为55020 万美元；至1936 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达145523 万美元，其中企业资本为132423 万美元。短短五年，企业直接投资增长了2。4 倍。在华北，日本于1935 年12 月成立了一个“兴中公司”，资本1000 万日元，这个垄断资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华北迅速开展扩张活动。肆意吞并华北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到1936 年就控制了天津“北洋六厂”——裕大、裕元、宝成、华新、北洋、恒源等纱厂中的4 厂，占有天津纱锭总数的77％，布机总数的67。1％。唐山、青岛、济南等地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