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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 年对陕、豫、苏、浙、粤、桂6 省农村调查的总结（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王寅生等参与调查）：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占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17。8％的耕地，70。5％的贫雇农占18。4％的耕地。①再从全国范围来看，陶直夫（即钱俊瑞）1934 年根据各方材料的综合估算如下：中国土地的分配②户数所有土地户（万） ％ 面积（万亩） ％*平均每户土地面积（亩）
总数6000 100 140000 100 23。3地主240 4 70000 50 291。7富农360 6 25200 18 70中农1200 20 21000 15 17。5贫雇农4200 70 23800 17 5。7②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01 页。
③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01 页。
① 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 年版，第26 页。
② 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189 页。地主所有的土地，包括“集团地主”的“族田”等在内。
地主所有的土地占首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10％，而占有全国耕地的60％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按户均来计算，地主户均占田是中农的16 倍多，是贫雇农的51 倍。而这种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以50％左右的地租率计，地主不劳而获，每年从佃农半佃农手中获取粮食600 亿斤以上，大多用于寄生性的挥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这是民国时期最落后和最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
农民的土地所有主要是指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私有土地。
中国是以农立国，自耕农在社会经济总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兴衰，同时，由于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肩负着国家赋税的重担，因而封建皇朝的开明君主一般是重视对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素有“天子之农”之称。历代皇朝后期，社会动乱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热衷于抢夺土地，更谈不上颁布扶植自耕农的法令。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虽有扶植自耕农的条文，但却收效甚微。在内乱、外患的交相侵害下，自耕农逐年减少，无地化的趋势加速。22 省农民无地化的趋势①（％）
时期合计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1912 100 49 23 281931 100 46 23 311936 100 46 24 301947 100 42 25 33一般说，总农户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比重，华北、西北地区要比华中、华南地区大些。各地自耕农下降的速度也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剧烈，如江苏丹阳，1931 至1936 年，总农户中自耕农由45％下降为30％，半自耕农由40％下降为35％，佃农则由15％剧升为35％。①农民自耕比佃耕为优。一是土地属于自己所有，不似佃耕受地主的掣肘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第733 页。
和担心抽田退佃，愿意投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丰度；二是四场收益除承担国家的赋税外，没有地租剥削，在经营条件与佃耕相等的情况下，自耕农收益比佃农大，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自耕农有自己的“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既爱其地产，必爱其家乡，比佃农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安定与乡村建设。
可是自耕农作为土地小私有者的重要特点，是其不稳定性，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个别自耕农虽有可能勤劳致富后上升为富农地主，但多数自耕农趋向破产。原因在于：其一，当国家无限度地横征暴敛时，自耕农成为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其二，外国资本入侵，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自耕农半自耕农成为它们在农村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三，对于天灾人祸的袭击，自耕农身单力薄，无力抗衡。所以，就物质条件（土地）而言，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是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补充和附庸；就劳动条件而言，自耕农半自耕农是佃农和雇农的潜在后备军。可以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是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土地所有，具有过渡的特色。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指土地所有者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大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从中赚取利润的一种土地所有。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将大块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农业资本家雇工经营超过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即共同分割剩余价值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为前提的一种土地所有。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价值规律在土地经营中发生作用，代替超经济强制的封建主义剥削方式而新兴的一种土地所有。
习惯上称中国富农为农村资产阶级，将富农土地所有称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这并不确当。事实上，中国富农不少是出租土地或兼放高利贷的，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剥削，它们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真正属于雇工经营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的新式富农（包括经营地主），为数不多。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新式农垦企业，租进或购进大块土地，雇佣农业劳动者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寥寥无几。二十年代初新式农垦企业最盛之时，占有耕地也不过1000 多万亩，只占全国总耕地的1％，而且也不景气，有的退变，有的倒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阻挡了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与劳动力。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抢去或“租借”、诈骗的一大片一大片国土民田置于自己的专管之下。这些土地，殖民主义者有任意处置权，成为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它既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租界”。殖民主义列强以1843 年《虎门条约》（《南京条约》的附件之一）中关于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划设租界，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等），俨若国中之国。租界内的土地一经承租即永归租户。租界范围又不断随意扩大。1925 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一下子扩大7923 英亩（1 英亩约合6 市亩），超过了原来租界面积。租界的土地永租权，等于剥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殖民分子对土地可任意处置，或出租房宅地，或建屋赁租，榨取高额利润。如英人哈同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前后，大刮地皮，大搞房地产投机，在利用越界筑路扩大租界中，很快成为“地皮大王”，1931 年死时的财产竟达400 万英镑（相当1。3 亿枚银元）。“租借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中国的港湾。在被租借地区，列强不仅享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有领土权，不付任何代价，这无异于领土主权的“割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设立胶州保护领地，把“胶州”纳入德国的殖民地之列。英国把强租的九龙半岛称为“新界”，与被其割占的香港同置于香港总督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强租旅大后，设“关东省”，视同俄国领土。列强并以租借地作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据点，在其势力范围内操有筑路、开矿、办厂等特权，大量侵夺中国国土民田。仅沙俄修筑东清铁路即侵占土地16 万多垧。
教会侵夺民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的特权。
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后，“外国教堂，依条约应特别认为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权”②。在直隶（今河北），法国天主教献县张家庄总堂，从1856年建堂到1949 年，共侵占农田5975 亩，民房3330 间③。在四川西部，天主教会占有土地30 万亩。绥远省265 所天主堂竟占有土地500 万亩。此番情况遍及全国。教会对占有的大量土地，同样采取分割小块出租的方式经营，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它与中国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不同，在于农民不入教不许租佃，玩弄一套“天主”、“上帝”赐给的把戏，并享有收租谷而不缴纳赋税的特权，此亦是殖民主义土地所有的一种特征。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国土民田的抢夺。日本占领台湾后，曾以“山林原野调查”之名，出动军队1。2 万人，由日本台湾总督任总指挥，任意掠占土地。到1914 年，划为官有的土地达752091① 《中法北京条约》，1860 年10 月。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40 页。
③ 《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近代史资料》1982 年第1 期。
甲（1 甲相当于0。9691 公顷，约14。55 市亩），而认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 甲。随后将官有地廉价抛售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其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1910 年为53％，1916 年为70％ ，1927 年达78％。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迫不及待地加紧移民，侵占中国农田。
到1936 年，日本政府更加狂妄地提出“百万户移住计划”，目标为侵夺土地1000 万町步（约1。5 亿市亩）。日本侵略者除强行低价收买（一般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外，往往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的名义，驱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如1939 年5 月强迫黑河上游上马厂等7 个屯207 户居民迁离，占地2450 垧。6 月又占去老青屯等4 个屯的土地7500 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