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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刷教育事业的开端。
历史上，中国在印刷技术的传授和继承方面，一向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直到本世纪初方有学校教育之出现。1904 年清朝军咨府所属京师测绘学堂开设制版印刷班，为中国以学校进行印刷教育之开端。中国印刷学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加强了印刷学校教育。计有1933 年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李石曾先生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以及上海斯高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镇江中华三育研究所印刷部，上海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等。以上海图书学校为例，该校以“即工即学生产自给”为宗旨，设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补习、训练二班。其中印制科设有印刷工场，名为“工读印制社”，下分印制、排字、浇铸、制模四股。印制科的学生修业三年，设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铅印、石印、铸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铁工等课程。
5。印刷书刊的出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版贺圣鼐、赖彦予著《近代中国印刷术》和印刷专业杂志数种。其中：《近代中国印刷术》详细介绍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情况，它的出版，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近代印刷的发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出版印刷杂志，计有《中华印刷》、《中国印刷》、《艺文印刷月刊》、《神州印刷》四种。其中：《中华印刷》创刊于1935 年，高元宰主编；《中国印刷》创刊于1936 年，系中国印刷学会主编之季刊；《艺文印刷月刊》1937 年创刊，刘龙光主编；《神州印刷》仅见于《艺文印刷月刊》之收购书名广告，未见实物流传。这四种印刷专业杂志，以《艺文印刷月刊》影响最大、发行最久，共出版25 期。内容多为介绍国内外印刷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国内外印刷发展情况。
中国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等印刷事业中新兴领域的肇始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萌芽和发展近代印刷采用机械设备和相应器材进行生产，离不开印刷设备及器材工业的支持和配合。早期的印刷设备、器材，均由国外进口。后来随着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国人自办的由维修、仿制到自行设计和制造近代印刷机械设备的机器制造厂和造纸、制墨等相关企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初步的发展。1895 年，中国第一家印刷机械厂——李涌昌机器厂在上海创立。随后，公义昌机器厂、贻来牟铁工厂等七家印刷机器厂相继建立。这八家印刷机器厂建厂初期均以印刷机修理为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上海、北京、青岛、广州、长沙、长春等地纷纷建立印刷机器厂。这些印刷机器厂除修配印刷机外，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圆盘机、切纸机、照相机等当时亟需的印刷机械设备，为中国印刷机器制造业之先驱。此后，除魏聚成、顺昌、姚公记、明精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器厂陆续创建外，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印刷企业也自建印刷机械修配和生产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自1903 年起即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铸字机等多种印刷机械设备，到1926 年，已扩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厂。
（四）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演进近代印刷术虽来自欧美，但其由印刷数十个字母组成的西文转向印刷数以万计的中文，为我所用，则非国人参与不可，故其在中国有着一个吸收、演进过程。即使在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对中文活字的研制中，也同样离不开国人的参与和配合。1807 年马礼逊来华雇人刻中文字模，受雇者自然是中国人。1832 年前石印术传入中国，这手书中文上版者，也必是中国人。此后，无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还是凹版印刷，在其传入、发展进程中，国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190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乃倩字学家，将姜氏排字架悉心厘正，。。从此排印报章时文困难减矣”①。1922 年，张菊生先生从排字架、铅字分类法和铅字检查法三者同时入手革新，又创新式排字架。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创制二号楷书铅字，由徐锡祥镌刻字模。1916 年，①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 年版，第261 页。钱塘丁氏仿宋代精刻欧体活字，倡制“聚珍仿宋活字”。1918 年，海陵韩佑子先生创制“仿古活字”。
1925 年，王宠佑先生创制华文排铸机。
1902 年，赵鸿雪先生研制铜锌版制版法，历时数月而告成。同年，又试制珂罗版，亦告成功。
1888 年，元和王肇鋐在日本习得雕刻铜凹版之法，并著有《铜刻小记》详记之。
1935 年，柳溥庆先生费数年心血，研制成功手动照相排字机。
从以上数例，可见国人在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与发展中作为之一斑。正如贺圣鼐先生在《近代中国印刷术》一书的“结论”中所说的：“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①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印刷业的破坏和摧残1937 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近代印刷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使崛起并高速发展着的近代印刷业迅即从停滞走向衰退。日寇的铁蹄踏向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则不明不白地为日人所据有，不少设备器材甚至工人被劫往日本。剩下来的，要么为日人占有，要么被迫停业。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没有逃脱这一悲惨的命运。不少从上海等大城市向大后方转移的印刷设备器材，在转移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譬如，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运往重庆的印刷设备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沉在洞庭湖中。
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印刷业，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方面加以记述。
（一）国统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印刷工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先后为日军侵占。这些城市的印刷企业遂向内地转移。转移后最集中的地方是重庆和桂林。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为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创办了一些新的印刷厂，并由上海、武汉等地迁来很多印刷厂，出版了《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多种报刊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1945 年前，重庆计有印刷所、店500 多家。原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此设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心印书局，有资金700 万元；职工人数最多的是中央印制厂的重庆印刷厂，有1500 多人。
桂林地处边陲，交通落后，战前印刷业十分落后。抗战爆发，上海、武① 贺圣鼐：《近代中国印刷术》，参见《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 年版。汉、广州等地的出版印刷企业撤退到桂林，加上文化名人云集，使桂林印刷厂、出版社、书店林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计有包括生活书店、新华日报、三户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和书店在内的出版企业220 余家；包括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广西印刷厂等著名印刷厂在内的印刷厂100 多家。拥有对开印刷机50余台，四开印刷机60 余台，设备先进，技术进步。为抗战时期全国出版印刷业集中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
除重庆、桂林外，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以及广西的南宁、湖南的邵阳和衡阳、江西的赣州等一些边远城市的印刷业也相对集中，但规模远逊于重庆和桂林。
（二）解放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许多印刷厂。
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央印刷厂（1937）、八路军印刷厂（1938）、光华印刷厂，并在绥德建立了抗敌印刷厂。此后，在其他根据地陆续建立印刷厂多处。基本情况是：晋察冀边区建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印刷厂等；晋绥抗日根据地建有吕梁印刷厂、晋西美术工厂、太岳日报印刷厂等；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大众日报印刷厂、泰山时报印刷厂、渤海书局等；华中抗日根据地建有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拂晓报印刷厂、淮北印钞厂、七七报印刷厂、鄂豫地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中原印刷厂等；浙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四明山战斗报印刷所；江苏抗日根据地建有江南印刷厂、东进报印刷所、苏南报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前进报印刷所、苏中报印刷所、苏北印刷厂等。
（三）沦陷区的印刷业在沦陷区，出于侵略的需要，日军到处建立由汉奸支撑的伪政权，并组建由日人经营的出版印刷机构，以便在新闻出版文教宣传诸方面加强控制，为侵华战争和最终灭亡中国服务。譬如：日人控制下的东北伪满时期，重要刊物多达100 多种，报纸约40 家，负责人多是日本人，文字多用日文、满文。在中国办报刊，不用中文而用日文，狼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与之相比，国人私人资本印刷业则日益萧条和萎缩。
1939 年，日本在北平建立了华北沦陷后的最大的新民印书馆，从侵华日军中挑选懂得印刷的日本人担任各部门负责人，职工多达2000 人。到1940年，日人在北平开办的印刷厂已多达29 家。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