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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区的农业科技1931 年日军侵占东北，1937 年进而侵入华北华南，他们给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日军在侵占的一些地方，也曾建起了若干农事试验场。早在1913 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在吉林公主岭设立农事试验场。1931 年后，在黑龙江克山、哈尔滨、佳木斯，辽宁熊岳等地建立农事试验场。据1933 年《克山农事试验场概要》载，其试验场对具有特产意义的大豆的品种改良、小麦栽培育种、农业机械化等进行试验研究。出于进一步侵华的目的，1936 年春日本外务省便决定修正“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每年600 万元预算，增加到700 万元，着重在华北数处成立农事试验场，重点试验日本最缺乏的棉花和羊毛。1936 年7 月，日本外务省文① 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221—243 页。② 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221—243 页。化事业部正式在青岛成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后迁北京，1938 年在北京西郊白祥庵村建立中央农事试验场①，1940 年6 月改名华北农事试验场。经过不断的接管和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我国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北京、天津、江苏7 个省市、拥有5 个支场、1 个分场、2个试验地、13 个原种圃，共有600 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主要从事华北农林畜产的改良。其项目涉及小麦、水稻、玉米、粟、高粱、大豆、甘薯、棉花、烟草、麻类等农作物的育种和栽培法，蔬菜、果树试验，土壤研究，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田水利改良，育苗造林，家畜家禽育种和繁育，家畜传染病调查，兽疫血清类的制造和应用等。当然，日本在华设置农业科研机构和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是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掠夺、侵占中国人民的权益。但作为生产力因素，其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亦曾起到一定作用。
① 郭金如：《北京近代农业史话》，《农林辩证法》，1987 年第4 期，第54—59 页。第四节抗战胜利后农业逐渐恢复农业教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复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部、教育部复员，分别接收沦陷区的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华北农事试验场分别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接管，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华北工作站，以后又另外成立农林部华北兽医防治处。这些机构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进行农林牧兽药各方面的科学试验。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在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增加了“抗病育种”、“蔬菜品种整理”等项目。又如，充分应用田间试验的新技术，重视应用生物统计原理，纠正了日占时期那种试验项目过于复杂而设计又过于简单、试验重复太少以及小区排列不合理的缺点。在小麦育种、小麦耐寒性、抗病性检定、大麦育种、棉花杂交育种、美棉栽培试验、美棉病虫害防治试验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此外，植物保护全国性机构和几所大学农学院迁回南京、北平，恢复了全国蝗患旬报制度，刊行全国蝗患调查报告。1947 年，农林部在上海新设中央水产实验所，在南京设中央农业经济研究所、全国烟产改进处，并恢复中央棉产改进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开展。
一些地区、领域引进开发农业新技术取得成绩1933 至1940 年间，欧美杀虫药剂已有重要发展。战争结束后，曾被视为军事秘密的药剂合成公式逐渐解密，提供农用，使害虫防治进入一个新时代。1946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在666 粉剂与毒饵诱杀蝗虫方面的试验取得成功，完成了滴滴涕的合成与鱼藤精乳剂研制。同时还致力于引进最新药剂防治害虫，如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大量D。D。T，666 等农药供应，在防治蝗虫及水稻、棉花、蔬菜等害虫方面，收效甚为显著。1945—1946 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理战区善后救济事宜，曾为发展华北乳业，引进大批乳牛，为适应黄泛区及盐垦区垦荒的需要，输入各式农业机械等。美国W。韩丁（Hinton，W。）等曾为我国农垦系统培养了农机技术骨干和不少农用拖拉机驾驶人员。
发展农业国际合作，培养技术人才1945 至1946 年间，邹秉文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西根、爱渥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由中华农学会分批选派学生前往留学。这些人勤奋攻读，热爱祖国，后来多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各部门的学术业务带头人和新领域的开拓者。战后，中国农业虽有一定恢复，由于当时政府的腐败，搜刮人民，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农业科技尚不具备顺畅发展的条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技才迈向现代型的发展阶段。第二章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土木工程建筑（一）各种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的流行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已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但是它的发展又是曲折复杂的，除了一些偏僻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做法外，一般城市的建筑都在探求着新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大型建筑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移植，也涌现了一批建筑师在致力于发展西方现代建筑风格；既可以看到应用现代建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宫殿式与传统建筑形式，也出现了一批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对创造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讨。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近代建筑曾在继承与革新方面作过大胆的尝试，中西建筑文化趋于交融，形成一些新的特点，无疑对后来建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建筑活动几乎濒于停顿，少数新建房屋规模都不大，且多为临时性的建设，建筑质量也比较低劣。抗战后，少数大城市虽然也搞过一些长远的建设规划，但都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付诸实践。如“上海都市计划草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等均是。只有南京，为恢复首都面貌，作过一些官方的建设。在建筑设计思想与建筑教育方面，总的来说，则已普遍流行现代建筑思潮，但许多建筑师崇美思想甚为严重，甚至盲目追求美国建筑方式，而对中国建筑特点的考虑则趋于淡漠。
1。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
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与折衷主义建筑思潮在我国的流行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建筑师在华大量开展设计活动，直接输入了西方国家当时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留学归来的近代建筑师主动引进了西方建筑形式与设计方法的缘故。这类例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均可见到，其中尤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汉口、沈阳、长春、大连等大城市更为明显。
1921—1923 年建造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可算是这类建筑的杰出代表。该建筑位于福州路外滩，规模庞大，造型宏伟，是外滩一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大楼主体高六层，底下有一层半地下室，楼顶中部还突出一个二层带穹顶的塔楼。建筑造型采用西方古典复兴式，比例严谨，外墙表面用石砌，上下分为三段处理，下面两层用粗犷的花岗石砌筑，中间三层应用了罗马科林新柱式与平整的石砌墙面，再上面为檐部和处理成女儿墙似的顶层。银行正立面朝东，有三个圆券形大门，门前设有一对青铜卧狮。建筑物内部用钢骨架结构外包混凝土，墙体也很厚实，最厚处达1。40 米。底层室内有两个营业大厅，大厅内部柱子、墙面与地面均采用意大利云石装修，尤其是科林新柱头部分还特别用了铜质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资产雄厚与安全可靠之感。汇丰银行是英国在华的金融中心，是其在远东的据点，大楼的建筑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建筑思潮和建筑水平。
1924—1930 年建造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的中心建筑群是当时另一组杰出的西方古典建筑。其中较早的两座为1924 年由帕斯卡尔（J。Pascal）设计的孟芳图书馆和由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的科学馆（现名江南院）。图书馆建筑高二层，外观系采用标准的罗马爱奥尼柱式构图，入口有突出的宏伟柱廊，外墙全用水刷石粉面，内部结构采用钢筋混疑土梁板结构，整个建筑造型十分严谨，酷似欧洲学院派的手法。科学馆建筑为四层，外观只在柱式与檐口、基座部分用水刷石粉面，其余外墙则用青砖砌筑。1929年由李宗侃设计的生物馆（现名中大院）高三层，外观也采用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但造型处理已较图书馆略逊一筹。1930 年大礼堂的建成，则为校园内这组西方古典建筑群确立了中心。大礼堂系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造型宏伟，外墙用水刷石粉面，内部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部正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八角穹窿顶，属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形式，整座建筑从基座、线脚、柱式到穹顶都表现出建筑师具有西方古典建筑手法的高度素养，是我国近代建筑中非常可贵的杰作。
当时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的西方古典建筑也已达到很高水平，例如由沈理源设计的天津前盐业银行（1925 年）和前浙江兴业银行（1925 年），由贝寿同和关颂声设计的北京大陆银行（1924 年）以及1923 年在上海香港路建成的旧银行公会大厦等，都是很好的实例。
这时期采用西方折衷主义手法的建筑在各地比比皆是，较为著名的例子如公和洋行设计的上海沙逊大厦（1925—1928 年，今和平饭店），由哈沙得和飞力柏斯二建筑师联合设计的上海永安公司（1916—1918 年）、上海先施公司（1915—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