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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发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
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共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 月16 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中共要求“检查重发”后，12 月20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中共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发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1。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共产党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0 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00 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 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