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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宣战的当天下午，在南京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首都民众大会”，汪精卫在讲话中鼓吹，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实现东亚的共荣。次日，伪行政院召开各伪省市长会议，策划宣战后中央及地方战时经济如何增产、如何加强治安、如何开展新国民运动及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问题。12 日，伪南京市政府组织了民众拥护参战示威游行。接着各伪省市政府在苏州、广州、武汉、杭州、上海、蚌埠等地，相继举行拥护参战击溃英美示威集会。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伪教育部都相继召开会议，鼓吹与日本同心协力，推进实施“死中求生，亡中求存”。为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伪上海、南京市政府及各伪省政府相继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分会。6 月20 日，更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暑期集训委员会，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开办了公务员及青少年团集训营。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亲自讲解《新国民运动纲要》等。随着汪伪政权的“参战”，伪军也有相当大的发展。汪伪政权成立之初，主要是接收了原维新政府所属的苏浙皖绥靖军，于1941 年1 月将其改称第一方面军，以任援道为司令。同年2 月，国民党鲁苏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以李长江为总司令。1942 年1 月，汪伪军事委员会以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将日军移送的被俘国民党官兵组建成警卫师，以李讴一为师长。同年4 月，冀察战区所属第39 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1943 年1 月，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4 月，新5 军军长孙殿英；5 月，第24 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6 月，苏鲁战区第112 师师长荣子恒等，相继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各部分别改编为第三、第五、第六方面军和第十军，以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为各方面军总司令，以荣子恒为第十军军长。在此前后，伪军事委员会将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二师，并相继成立警卫第一师及第三师。除此，还有由苏豫绥靖公署撤销后改编的以张岚峰为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以及广州、武汉、徐州、九江等绥靖公署所属伪军。1940 年7 月成立的伪财政部中央税警第一、第二两团，也于1943 年3 月合编为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罗君强。
依据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的《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2 月9日，伪行政院成立了以褚民谊为主任委员的接收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3 月14 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由日本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等地租界。22 日，签订交还北京公使馆区实施条款；27 日，签订交还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条款。29 日，褚民谊与意大利大使戴良谊签订《关于意大利政府交还北平使馆区域行政权协定》。6 月30 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7 月22 日，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大使馆参事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并于30 日接收了上海法租界，8 月1 日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将两租界区改为上海特别市第八及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两区公署署长。在此之前的7 月31 日，汪日间还签订了《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附属协定》。条约规定，在华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应有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8 月1 日起实施。
5 月3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案，决定与汪精卫改订基本关系条约，缔结日中同盟条约，借此相机指导伪国民政府实施对重庆政府之“政治工作”，以图实现“中国事变”和平解决。为此，10 月30日，依据日本的定案，汪精卫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了《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盟条约》规定，双方为永久维持善邻友好之关系及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在各方面采取互助敦睦之方法，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和实行紧密的经济提携，从即日起，废除《基本关系条约》。
在经济上，日本为便利搜刮军事物资，宣布放弃对占领区经济的独占和统制，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权。
3 月13 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成立由原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任理事长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由该会负责实施收买配给统制物资、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的采购等事宜。17 日，成立了由中日双方派员组成的“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实施统制的决策机构。该会虽然由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任委员长，但物资统制审议权完全操于副委员长、日本公使堀内干城之手。
商统会成立后，在打击囤积的口号下，于3 月24 日下令，自即日起，在上海实行棉纱棉布存货登记。4 月1 日，上海市经济局下令，自5 日起主要物品总登记。5 月3 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案》。13 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成立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为委员长的汪日联合上海物资调查委员会，对上海市所有纺织厂及商号的棉纱及棉布存货进行实地调查登记。
7 月14 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华紧急施策案，决定对上海现存全部棉纱棉布实行强制收买。8 月9 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了强行收买棉纱棉布的决定，指定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实施。17 日，商业统制总会成立收买棉纱棉布上海办事处，23 日起开始强制收买。9 月1 日，对上海市所有针织厂及商号所存针织品，如毛巾、手帕、汗衫、线袜等进行登记，并对主要工业原料品进行调查。24 日物资调查委员会颁布《棉纱棉布查缉办法》及《密告及查获非法囤积主要物资给奖办法》，以尽力搜刮。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市政府，也相继成立了物资调查委员会，对所有物资进行调查与统计。
继上海之后，10 月12 日起，又先后在南京、镇江、江阴、南通、无锡、苏州、杭州、蚌埠、芜湖等地，实施棉纱棉布登记及收买。
除棉纱棉布外，粮食的掠夺也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为此，9 月7 日，汪日双方联合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由该会负责执行米粮收买配给计划和负责采购供应日军用米等事宜。10 月18 日，米统会在苏浙皖三省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芜湖、嘉兴、湖州等21 处设办事处，作为日本军用米的采办处。在米统会成立的前后成立了麦粉及日用品统制委员会。除此，日伪还通过献铁与献金运动，收集钢铁及贵金属等物资。
第七节汪精卫毙命日本，陈公博代理伪府主席1943 年下半年，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即将灭亡，汪精卫也病入膏盲。汪于1935 年11 月1 日在南京遇刺后留在背部的铅弹引发炎症，日夜疼痛不已。1943 年11 月，日本政府为制造占领区各国傀儡政权一致支持日本的假象，决定在东京召开由南京的汪精卫、伪满的臧式毅，以及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傀儡出席的“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应召，抱病前往。由于病情日趋严重，汪精卫乃以为其妻陈璧君检查身体为名，请求日本首相东条派名医往南京。13 日，东条即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到南京，在为陈璧君检查后，也为汪作了检查与诊治。汪的病况无好转，遂于12 月19 日往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施行手术，将铅弹取出。手术虽然良好，创口也很快平复，但延至1944年1 月9 日，病况又开始恶化，两腿麻木，不能行走。旋经黑川再次到南京检查，发现汪患的是“脊骨瘤”，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日本政府为延续汪的生命，决定将汪接往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治疗。
汪精卫的病体，虽然由于日本医生的治疗而得以苟延残喘，但终因医治无术，至11 月10 日下午4 时20 分气绝毙命。11 日下午，由南京日本使馆将死讯通知伪府。12 日，伪府成立了以陈公博任委员长的哀典委员会，并发表汪精卫之死讯。汪的棺材于是日傍晚运回南京。22 日，葬于南京梅花山麓。汪在赴日时，其伪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伪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伪行政院事务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则由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拆代行。12 日中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伪府行政院院长及主席等继任人选，决定以陈公博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接着，伪府中央及地方机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2 月26 日，由周佛海继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11 月20 日，陈公博在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时，声称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其奉行之政策，不标新立异、另立方针。26 日，陈公博召开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尤以声明“矢志反共”，以与重庆合流相标榜。同时集结伪军，部署军事，力图与重庆联合反共；如统一不成，则图谋以苏北为基地，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立一局面。
第八节汪伪政权的灭亡正当陈公博图谋与重庆合流，实现宁渝统一之际，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军民和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打击下，终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了。16 日下午，陈公博、周佛海奉日军之命，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伪府解散，并将该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称治安委员会；陈公博、周佛海为正、副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