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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史亦有重要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也未间断修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加重视编史修志。八十年代，各省、市、县都建立了修志机构，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地方志以地区为范围，收录该地区各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包括该地区社会现象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阐述历史发展沿革，也详细记载该地区的自然面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它是一个地区大量人文现象、自然科学和经济资料的总汇。其中包含着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它是研究一个地区甚至涉及全国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史料来源。
我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方志资料。据统计，约有8343 种，119687卷。各省、市、县修志机构新编的省、市、县地方志及各种专志，亦在陆续出版中。史学研究者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史料。
近代以来，因战争和各种原因使我国大量的历史资料流落国外。在我国与各国的交往中，也形成许多涉及双边关系的新史料。因此，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都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中国的历史资料。不少史料在国外已经公布或出版。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东洋文库等机构中，都保存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史料。它们出版的《大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文书》和《战史丛书》等，大量地涉及中国。日本一些军政要人所写的日记、回忆录，战后陆续出版，不少涉及战争年代的中日关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收藏许多有关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都陆续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对外关系文书、外交政策文书，其中不少涉及英、美与远东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学术事业突飞猛进，学术水平亦日益提高。我国史学研究必须十分重视使用国外的资料，将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学科发展概述本卷叙述的是1919 至1949 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作“中国现代史”。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沿用这一称谓。
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建立的。其起步，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廖盖隆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叶蠖生著）等一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继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王实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讨论稿、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等较有影响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出版。
随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编纂和研究中国现代通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54 年9 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1956 年9 月，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于同年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起初还有王真）
主编，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参加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研究资料。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也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据粗略统计，1966 年前，出版有关现代史的资料50 余种，《文史资料选辑》55 辑。（3）开始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讨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上。以1959 年纪念五四运动40 周年为契机，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专著，发表了50 余篇论文。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等问题，还引发了中国现代史领域里的第一场学术争论。不过，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资料缺乏，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水平不高，无论从研究的范围，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都囿于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
“文革”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八十年代初为启端，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突破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近代史学界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不少人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 至1949 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决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共识，促进了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现代通史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在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尽管在中国现代史的起迄时间上，在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上，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破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体系，开始勾划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如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出版），不再从革命史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历史划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把中国现代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相应的六章标题是：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传统课题研究的加强与深化。
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开展比较早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革命史研究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又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外延上，革命史的范围拓宽了。以往的现代革命史，一般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斗争的叙述。现在许多学者已把视线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王金铻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全面公允的分析。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联盟，细致而客观地分析了这四个阶级在1924—1927 年革命中各自的作用。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被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汇编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出版了多部同名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等。
在内涵上，革命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围绕一些传统课题，出版了一批颇具力度的佳作。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王宗华的《中国大革命史》、张侠的《南昌起义研究》、廖盖隆的《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等。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成绩最为卓著。如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现在均有专著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代表了这个方面的新的水平。
3。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和发展。
最近十余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开辟到了民国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地方史、华侨史、人物研究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中华民国史研究1981 年9 月，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出版。此后，民国史专著相继推出。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反映了学术界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民国的简明通史著作。刘继增等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发展与终结。
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研究，早在1949 年以前就有一些成果。
不过，作为一门专史，其发展还是近十年的事。以198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为起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据初步统计，1985 至1994 年，10 年共发表关于抗战的论文、回忆录约3000 余篇。其间，出版了一批专著。如龚古今的《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李振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丛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三卷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