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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6 家，资本122 万元，钢磨35 台，日产能力9240包。战时新设厂18 家，日产能力1。641 万包。官商合办厂5 家，钢磨20 台，日产能力3420 包。小型面粉厂41 家，日产能力6737 包。据统计，1942 年面粉产量488 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 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0 年5 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年7 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 年7 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6。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 年有轮船1027 只、11。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689 万吨，民营6。3795 万吨，到1941 年只存下轮船309 只、4。654 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13 万吨，民营2。3827 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 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6 只、1。87 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10 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 年，民生共有轮船137 只、3。6 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1943 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 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 省，约有人口1。5 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 万人，兵员600 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 年约达245。1 亿元，折战前币值6。28 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42年有商业2。592 万户，资本49535 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100 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 年8 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 行，分支机构853 处，合计86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 行，分支机构1127 处，合计1431 行、处。商业银行有115 行（内有10 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 处，合计710行、处。115 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 家、分支机构654 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36 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 亿元，而关内是55。46 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0 亿元（按1947—1948 年国统区1936 年币值），仅及1936 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 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 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 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 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 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 年的78。6％，即14。85 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 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 年的20。50％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1936 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1936 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 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 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 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 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 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 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 家会员厂仅存100 家，开工者只20 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 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 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 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 年7 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 家，到1945 年11 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 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 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 万人，昆明约5 万人，贵阳约4 万人，成都约3 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