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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军官用德语对一个个子高瘦、剃光了头、身穿条纹制服的人说：“上周产量增加了，为此你应受褒扬。不过上头仍旧埋怨说，有些电线装配不良，素质方面也当求改进。”
那位剃光头的人作了一个抱歉的手势，低声说：“军官先生，如果能多配一点粮食，事情就好办多了。自从削减粮食配给以后，我也看出不同来。他们变得昏昏欲睡，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他的口音使我想起有点像伟廉的口音，既低沉，又文雅。讲得是上好的德语，只是稍微带一点点荷兰口音。
“那么你就得设法弄醒他们！叫他们想到刑罚！如果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也只分到一半的粮食，那么这些懒骨头……”
那位女军官恨恨地白了他一眼，于是他把说到嘴边未完的话吞了下去。“呀！那是——我当然只是举例而言。前线战士减粮的谣言自然不是真的。所以！我要你负全责！”说完两位男女军官一齐大踏着步子走出了营房。
这位任工头的囚犯站在门口有一刻的时间目送他们离去。他慢慢举起左臂，然后放了下来，很响亮地在身旁拍了一下。这间寂静的大厅立刻喧闹起来。有人从桌子底下拿出写字纸，书本、织针和毛线，也有饼干罐等。大家开始离开座位，在房间各处，聚成小组，尽情地聊天。有五六个人朝我围了过来，问我是谁？从何处来？是否晓得有关战争的消息？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工头开始提醒我们，还有一天生产的额量要完成。于是人们又慢慢地归回自己的座位，开始继续工作。我得悉这工头的名字叫巫曼。他原是一间罗马天主教男校的校长。在我报到后的第三天，他来到我工作的座位上。他听人说，我曾追踪整个营房的装配线索，要查看我所分类的那些小小玻璃杆究竟是要派上何等用场。他说：“你是第一个妇人对我们这里所制造的东西表示兴趣的。”
我说：“我是很有兴趣，我是个钟表匠。”
他望望我，似乎对我有了新的兴趣。“那么我有一种工作你必然会喜欢的。”他把我领到这间大房的另一端，那儿的工作是把全营房各组所汇成的东西，最后接上开关。那是复杂且需准确的工作，不过并不像修理钟表那么难。巫曼先生说得不错，我对这份工作确实很有兴趣。这也帮助我使那一天十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过得快一点。
不仅对我，就是对腓立斯工厂的全体犯人而言，巫曼的举止都好像是一位仁慈的长兄，而非一个监工的工头。我常见他不停地在他手下的数百人中走动，给他们提供意见，说几句鼓励的话，为那些疲倦的人找一份容易的工作，又给那位坐立不安的人分配较难的工作。我们在武德营中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才听说在我和碧茜抵达此地的那个礼拜，他那二十岁的儿子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被枪毙的。
从他对我们各人的关怀和眷顾上，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个人曾经历过任何悲剧的痕迹。最初的几个礼拜，他常常在我工作的地方停下来，主要不是要检查我的工作，而是垂询我的心情。但最后他的目光终于不得不落在我前面一排排接好了的电开关上……
“亲爱的钟表女士！你忘了是在为谁工作吗？这些无线电收音机是安装在他们的战斗机上的！”然后他会弯下腰来把装好了的电路拉一拉，或把一只小小的真空管扭一扭。
“现在再焊回去，但要故意把它装错了。还有不要做得那么快！你已超过一天的额数，而现在时间还不到正午。”
午餐的时间该是一天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如果我能与碧茜在一起的话。可是腓立斯工厂的犯人总要到下午六点放工以后才能离开场地。午餐时，在厨房工作的犯人会将大桶的粥拖进来。这粥是用麦和青豆煮成的，毫无味道，但颇富营养。显然最近粮食的配给减少了，可是这里的食物还是比舒城监狱来得好，也较丰富。那儿根本没有午餐供应。
吃过午餐以后，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工场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晒一晒卜拉班城艳丽的阳光。多数的日子，我会在铁丝网旁边找一块地方，躺在温暖的地面上睡觉（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点名了）。阵阵的凉风会把集中营周围农场上那些清香的夏天气息吹过来；有时我也会梦见卡莱与我手携手地在乡村小道上散步。
黄昏六点时，又会再点一次名，然后大家排队归回自己睡觉的营房。碧茜时常都会站在营房门口等我。每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好像已过了一个礼拜一样的长久，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话要互相倾诉。
“你知道，那个坐在我旁边的比利时男女吗？他们今天中午订婚了！”
“希瑰夫人——那一位孙女被带到德国去了的太太——她今天邀请我与她一同祷告。”
有一天碧茜的新闻真正地影响到我们。“今天一个从欧米罗来的女子转到我们缝纫组来了。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又是一个！’”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柯丽，你记得我们被捕的那一天，我们钟表铺来了一个人？那天你病了，我得去弄醒你。”
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我记得那对浮游不定的眼睛，和肚子里那股不安的感觉，那显然不是来自发高烧的缘故。
“显然全欧米罗的人都认识他。他从德军占领荷兰的第一天起，便替纳粹秘密警察工作。他检举了这位妇人的两个弟兄，告诉敌方他们在为反抗军工作；最后又检举了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当欧米罗的人终于起来对付他的时候，他便到哈林市来，与魏灵士和甘田合伙，狼狈为奸。他名叫傅格源。
那个名字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一团怒火。我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几个钟头，躺在医院的走廊上，孤单一人，且又神智昏迷。又想到我们的地下工作必须突然停止。还想到余玛莉如何在街上走路时被捕了去。我晓得如果当时傅格源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杀掉他。
碧茜从套裤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过来给我，但我摇摇头拒绝了。在白天，碧茜保存着这本小圣经，因为在她的营房里比我在工厂里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并教导别人圣经上的话。晚间在我们的叠架床旁，我们举行秘密的祷告会，人通常都是挤得满满的。
“碧茜，今晚你领祷告会，我头痛。”
其实我不仅头痛，一想到那个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的人，我全身都感到痛楚。那夜我睡不着。第二天在工场里，对周围的谈话也是听而不闻。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的心灵与身体都达到极其憔悴的地步，以致巫曼先生在我的桌旁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对了。
“不对？是的，有一件事十分不对！”我把二月那一天上午所发生的事尽情地倾诉。我心里迫切地想要把傅格源如何出卖自己国家的事告诉巫曼先生，也告诉荷兰全国的人。
但一直令我不解的是碧茜的态度。她受过我所受一切的痛苦，然而她心中却似乎没有一点烈怒的重负。一天夜里，我晓得我的辗转反侧，必然也使她睡不着，（当时，我们三个人共睡一张小床，本来就很拥挤的集中营，如今更挤了，因为每天都有新来的囚犯。）我低声说：“碧茜！你对傅格源的座位完全无动于衷吗？他不令你难受吗？”
“柯丽呵！是的，我当然难受。自从我又听到他的名字后，我便极难受——每次想到他，我就不得不为他祷告。他现在必然十分痛苦！”
有很长的时间，我默默地在这间巨大阴沉的营房中躺着。耳中听着数百名妇女的鼾声和小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心中不禁十分烦躁。我似乎觉得，我这位与我共度一生的姊姊必然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她是不是想以温柔的方式告诉我，我自己与傅格源一样有罪？我岂不是与他一样在无所不见的神面前同样都犯了杀人罪吗？因为我用我的心和我的舌头杀了他。
我面向那粗糙的被褥，低声祷告说：“主耶稣，我饶恕傅格源，正如我需要祢的饶恕一样。我大大地陷害了他。如今我求祢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人……”那一夜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位出卖我们的人的名字以来，仍能睡得十分香甜的一夜，直睡到第二日清晨起床号响了才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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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营的日子是好坏参半，早上点名的时间通常都很长。只要有人轻触营规，例如哪一个囚犯晚间点名时迟到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全营的人都要被罚在早上四点，甚至有时三点就要起床点名，并且要被罚站立直到我们腰酸背痛，腿脚抽筋为止。但夏天的空气很暖，凌晨雀鸟的鸣唱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生气。慢慢在东方，会有一轮红日徐徐升起，把卜拉班的天空照得鲜艳夺目。碧茜和我总不自禁地互相紧握着手，默默欣赏这大自然中的美丽奇景。
五点半，我们吃黑面包，喝那又热又苦的“咖啡”，然后大家排队到各人的工作场所去工作。我颇喜欢通往腓立斯工厂的那段路。其中的一段，我们是沿着一个小树林走，中间只有一片铁丝网隔着。树林那边，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如一粒粒的珍珠，真是美丽极了！我们也必须经过一段男人集中营的地带。我们这一组中，很多人会伸长了颈项，蹬着脚跟，想在一排排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套裤的男人群中，认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来。
这又是武德营里的另一个矛盾：我每天都为能重新与人群为伍而献上感谢。但是我在被单独监禁时所不曾认识的是，当你与人群在一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