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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头，仔细地看了一遍说：“这不是裘弼家吗？”
“他们住在对街。可是不管了，你上来与我们一同庆祝吧！”那人摇摇头，谢谢我们的盛意，说他还有工作要做。我看着他走过百德街，拿着他的梯子到裘弼家的糖果店去了。
当我回到餐厅时，大家七口八舌地问：“我们刚才那一招还可以吗？你想他是来侦查我们的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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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叫人难受的是被蒙在鼓里。其中一件乃是我不能预测自己的反应。当遇见真正的审问时，我的表现将如何呢？这点最使我担心。当我白天清醒时，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但如果敌人是在晚上来到呢？……尼斯、韩克和凌德一直在训练我，他们会突然在夜间冲进我的寝室，把我摇醒，连珠炮地向我发问。
当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时，我还以为突袭真的来了。有人在用力拍我的门，然后电筒光照着我的眼睛。“起来！站着！”我看不见那个对我说话的人。
“你们把九个犹太人藏在哪里？”
“现在我们只有六个犹太人了。”
室内肃静无声。有人打开寝室内的灯，灯光下我看见罗武双手抱着头，不住地说：“唉！糟透了！糟透了！怎么会那么糟糕！”
韩克站在他的后面，说：“现在想想看，纳粹的秘密警察正要用诡计套你的话。你的回答应该是：‘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
“我可以再试试吗？”
罗武说：“现在不行，你已经醒了。”
几晚之后，他们又来了。“你所藏匿的犹太人都从哪里来的？”
我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我不晓得，他们来拍门，我便招呼他们进来了。”
罗武气得把帽子丢在地下，大声说：“不，不，不。‘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难道这一点你也学不会吗？”
我回答说：“我会好好学的，下次会做得好一点。”
果然，下次我比较清醒了。约有半打的影子挤在我的寝室里。一个命令的口音说：“你们的粮食配给证都藏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在最低一层楼梯的下面，但我不会上他们的圈套。我想出一个机巧的答案：“在楼梯墙上的挂钟里面。”
吉儿在我床上靠着我坐下来，用一只手臂抱着我说：“柯丽姨妈，你进步了。这次你肯尝试。但要记住——除了公公、碧茜姨妈和你三位之外，你没有别的粮食配给证。这里没有地下工作的活动，你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
一再地演习之后，我渐渐有进步。但是当真正的突袭来到时，当那位受过严格训练、懂得如何套人说话的真正纳粹警察来审问我时，我的表现又将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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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廉的地下工作使他常常要到哈林来。如今他的脸上经常杂着失望与焦虑的表情。德军已经两次到他的养老院去了。虽然那些仍旧在养老院中的犹太人多数都给他瞒过德军的侦察，可是还是有一位瞎眼患病的老妇人给德军带了去。
伟廉一再地说：“九十一岁了！根本都走不动了，他们还是要把她抬上车。”
到现在为止，由于他是牧师，德军对他还算客气。只是他说，他已受到监视，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密。为了使他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哈林来，他每个星期三早晨在贝雅古屋主持一个早祷会。
然而伟廉每做一件事都是十分认真——特别是祷告——于是很快便有好些哈林的居民前来参加这个早祷会。这已是德军入侵的第四个年头，许多人心中觉得空虚，渴望能有一些令他们相信的东西。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多数是不懂得贝雅古屋的双重身份的。这一方面为我们带来新的危险，因为当他们走上那狭窄的楼梯时，难免会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各地回来传递情报的人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可能对我们的地下活动也有好处，至少有那么多进进出出的人显然都是不知情的。至少，我们这样希望。
一晚宵禁以后，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三位我们彭家的人，七位“长期住客”与另外两位我们正在设法安置的犹太人。突然前面铺子的门铃响了。
收市以后还会有顾客来吗？他怎么那么大胆，敢在宵禁之后还站在百德街上？我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匆匆下楼到通道上去，开了工作室的门锁，又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面铺子里去。到了前门时，我静听了一会。
我高声问：“谁？”
“你还记得我吗？”
是个男人，说的又是德文。于是我也用德文问：“谁呀？”
“是个老朋友，来拜访你们。快开门！”
我摸到锁，谨慎地把门打开。是一个穿制服的德国士兵。在我还未来得及按门后的电钮前，他已推门进来。他把帽子脱下去。在十月夜的微光下，我认出他就是四年前被父亲辞退了的那个年轻德国钟表匠。
我叫了起来：“欧图！”
他立刻纠正我说：“称我奥舒勒上校。彭小姐，我们现在的地位稍微倒转过来了，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他制服上的徽章。他不是上校，而且官阶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说什么。他向铺子四围不断地打量着。
“还是同样局促的小地方。”说着伸手要打开墙上的灯，但被我伸手按住了。
“不！铺子里没有隔光的窗帘……”
“那么，让我们到楼上去谈谈往事。那个老钟表匠还在吗？”
“你是说基士吗？他去冬燃料不够时冻死了。”
欧图耸耸肩。“算他好运！那个虔诚的读经老人呢？”
我慢步移到柜台旁，那儿有另一只警铃。“父亲很好，谢谢你。”
“那么，你不邀我到楼上去拜候他吗？”
他为什么那么热心要上楼呢？这个恶棍是来耀武扬威的呢？还是有什么地方引起他的疑心？我的手指终于摸到那只电钮。
“什么声音？”欧图怀疑地转过身来，向四周视察着。
“你说什么？”
“那个声音，我听见一阵嗡嗡的声音。”
“我没听见什么。”
但欧图已经转身走过工作室。
我大声叫道：“等一等！让我把前门锁好，我再跟你一同上去！——我要看看他们要多久才能认出你来。”
我尽可能在门上拖延时间：无疑的，他已起了疑心。然后我随着他通过后门，进入通道。餐厅内和楼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快步越过他上楼敲门。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声音大声说：“父亲！碧茜！我让你们猜三次——唔！不——猜六次，是谁来了。”
“没有什么好猜的！”欧图一步上前，越过我身旁，把门推开了。
父亲与碧茜从餐桌上抬起头来，桌上正摆着三个餐位。我那没吃完的餐碟还在旁边。一切都做得那么完善，即使连我自己刚才还看见十二个人在这里的吃饭的，如今也不得不相信家里就只有一个纯谨的老人与他两个女儿一同在吃晚餐而已。那个“阿平纳表”的记号也放在窗台上：他们记得每一个细节。
不经邀请，欧图自己就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洋洋得意地说：“哈哈！事情的发生不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吗？”
父亲安静地回答说：“似乎是这样。”
我说：“碧茜，给奥舒勒上校倒杯茶吧！”
欧图在碧茜给他倒的那杯茶上啜了一口，随即望着我们大家说：“你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真正的茶叶？荷兰没有人有茶。”
我多笨！这茶是从毕伟那里来的。
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晓得，它是从一个德国军官那里来的。但你不要再寻根究底了。”我装着与占领军的一个军官有特别交情的样子。
欧图逗留了约有十五分钟左右。最后他大概觉得已向我们炫耀够了他那得胜者的姿态，这才漫步走回空寂的街上。
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敢给那九个挤得酸软麻痹的人发出安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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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早上，我们正忙着处理地下工作的许多难题，楼上通道上的秘密电话铃响了。我急忙跑下去拿起听筒。全家只有父亲、碧茜或我可以接电话。
电话筒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喂！你可以来接我回家吗？”
那是娜莉！
“娜莉！什么时候——怎样——你在什么地方？”
“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只是我没有钱买火车票。”
“留在那里！呵！娜莉，我们就来！”
我骑车赶到波士安荷文街，接了腓立和当时恰好在家的孩子们匆匆再赶到哈林火车站去。当火车还未进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之前，我们已经看见娜莉——她那件颜色鲜艳的蓝毛线衣在又黑又大的火车站上宛若一片蔚蓝的天空。
狱中七个星期的生活，除了使她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外，娜莉仍是像过去一样的活泼光彩。她说，一位监狱医生宣布她有十分严重的低血压症，可能致使她一生残废不能工作，这一来她六个孩子很可能就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当她述说这事时，脸上同时起了不明所以的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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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近了。唯一能点缀这个节日的不过是地上薄薄的雪。似乎每一家都有人被关在监狱里，或在劳动营中，要不就是正在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