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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廉把手指按在他的双眼上面。我忽然注意到最近他的胡子几乎都变白了。他说：“现在一个月比一个月困难了。如今就是农场里也感到粮食缺乏的威胁。是的，我还有住址，但必须有粮食配给证的人，他们才收。”
“必须有粮食配给证！但是犹太人根本领不到粮食配给证！”
“我晓得。”伟廉转身望着窗外。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他和文婷是如何喂养那些在他们照料下的年老男女。
他又重复地说：“我晓得，而且粮食配给证是不能伪造的。它们的式样常常改变，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发觉。但是身份证就不同了，我认得好几位印刷商能够伪造。当然，你还需要一个摄影师。”
摄影师？印刷商？伟廉在说什么？“伟廉，如果人们需要粮食配给证，而又不能伪造时，他们怎么办呢？”伟廉缓缓地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似乎忘了我与我的难题。“粮食配给证吗？”他含糊地作了一个手势。“你去偷！”
我愕然地注视着这位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那么伟廉，你能偷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去找三张偷来的粮食配给证吗？”
“不行，柯丽，我已经被监视了。你难道不懂吗？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他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开始比较温柔地对我说：“即使我能再继续下去一段时期，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好。越少与我联络——越少与任何人联络——越好。”
在归程拥挤而又摇摆不停的火车上，我心中一直思想着伟廉的话：“自己想办法。”那些似乎是专家们所做的事。我该上哪里去想办法偷到粮食配给证呢？我又认识谁呢？
就在那一刹那，一个人的名字浮现在我脑际。
君士达。
君士达是那位以前来贝雅古屋看电表的人。他有一个低能的女儿，如今已经成年了，这个孩子曾参加过我为低能儿举办的聚会达二十年之久。如今君士达在粮食部任职，这岂不就是分发粮食配给证的部门吗？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我就骑着那部破旧的脚踏车，通过砖铺的街道往君士达家中走去。我那部一向为我忠心服务的脚踏车，轮胎终于破烂了，于是我像荷兰其他数以百计的居民一样，驾着格格发声的铁轮胎在街道上走着。每当车轮碰着高低不平的路面，撞及我的臀部时，就令我无法避免地想起自己确实已年及半百了。
君士达是个秃顶，混身带着军人的气概。他出来应门，当我告诉他，我是来跟他谈谈星期天的礼拜事宜时，他眨了眨眼睛，毫无表情地把我请进门去。门关上后，他才说：“柯丽，告诉我你来看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如果君士达这个人不可靠，求你在我开口之前，就让我们停止我们的谈话，免得太迟。”）
“首先我得告诉你们，我们家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起先只是一个单身妇人，然后是一对老夫妇，今天下午我回家时，家中又多了另外一对夫妇。”我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君士达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我们能够给这些人找到地方住，但他们需要一些东西，粮食配给证。”
君士达眼中开始有了笑意：“所以，我现在知道你来作什么了。”
“君士达，你有办法发派额外的配给证吗？多过你向上面报告的数目？”
“柯丽，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配给证在分发之后，都要按一打以上的方式向上级详细报告。他们每次都会详细检查，查了一次又一次。”
我心中方才升起的希望又熄了下去。但君士达皱了皱眉头。
“除非——”他开口说。
“除非？”
“除非有人抢劫。上月邬特治城的粮食全部遭劫——只是抢劫的人很快都被抓到了。”
他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慢慢地说：“如果劫案在正午发生，那时只有登记员与我在里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被绑住，嘴里又塞着……”随即弹指发声：“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做这件事，你记不记得……”
“不要说！”我记起伟廉的警告，立刻说：“不要告诉我那人是谁。也不要告诉我你们怎么做。只要能把配给证弄来便好了。”
君士达默默地望了我一下：“你需要多少张？”
我正要开口说：“五张。”但口中出来的数目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一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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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君士达来给我开门时，我真被他的样子吓呆了。他两眼青得透紫，下唇破裂，而且肿了起来。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的朋友很能假戏真做。”
但他弄到了配给证。桌上那个黄色大信封里共装了一百张配给证，这相当于一百张安全的通行证。君士达已将每张配给证前面的“连续优待券”撕去，只剩下最后一张。每月的最后一天，只要凭这最后一张优待券，就可以向粮食部换取下个月的配给证。这样一来，君士达此后可以公开“合法”地继续每月发给我们一百张配给证了。
我们都认为要我每个月到他家去，势必相当冒险。但如果他能换上他以前那个电表工人的制服来贝雅古屋就安全多了。
贝雅古屋的电表是装在后面楼梯脚下。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就立刻把最低层一级的梯板撬开来，正如彼得当年为匿藏收音机时作的一样，我发现梯板下的空间果然不小。我一面改装这级梯板，一面心想彼得必会为我的新发现引以为荣的。想到狱中那个勇敢且充满自信的孩子，我心里立刻涌起如潮的寂寞感。终于我完成了这个秘窟。我退后一步细细欣赏，心中十分得意。若彼得在此，他一定也不得不承认我这个钟表匠的手与眼确是不同凡响。铰链深藏在修过的木板下面，而两级楼梯间的古老竖板则如前一样地原封不动。我对自己的手工极其满意。
直到七月一日，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考验我们的新系统。君士达将如往常一样地从铺面进来，衬衫下则藏着那一百张新的配给证。他会在五点卅分时来，碧茜则负责打发掉后门走道上的访客。然而不妙的是正当五点二十五分时，一位警察走了进来。
他身材高大，近橙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我除了知道他叫罗武外，对他的为人所知甚少。在我们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也曾来过，但当天哈林半数以上的警察都来了。他当然不是冬天早晨经常来走道上喝咖啡的“常客”。
罗武带来一只表，需要洗油，他似乎还有兴趣留下来聊天。我喉头因紧张而发燥，父亲则一边打开表背壳在检验，一边兴致勃勃地与罗武交谈。我们怎么办呢？如今已来不及通知君士达了。五点卅分正，铺门开了，君士达准时进来，身上穿的正是他的蓝色工人装。只是在我看来，他的前胸要比平常至少厚出一寸来。
君士达则神色自若地向父亲、那位警察和我分别点头招呼，然后还蛮有礼貌，只是有点面带无聊表情地说了声：“晚安。”他大步地踏入铺子后面的那扇门里，随手把它关了。我竖起耳朵听他揭起那块梯板，心想罗武必然也听见了。
一会儿，我们后面那扇门又开了。君士达走了出来，脸上依旧那么神色自若。但他没有立刻从侧门悄悄走出去，反而回到前铺，泰然地朝正门走去。
经过我们身旁时，他又说了一声：“晚安。”
“晚安！”
他走出铺门后，一瞬间他即消失了。这一次我们侥幸没有出事，但我们总得设法设计出一种示警的方法，免得以后再冒这样的危险。
自从克莉美夫人来后的那个星期，贝雅古屋真有不少事发生。自从有了粮食配给证之后，我们把克莉美夫人、另外一位老夫妇以及随后而来的好多不速之客都一一安排到别处较安全的地方去了。然而那些被纳粹警察追缉的人群仍是不断地涌来，而他们的需要时常也比获得配给证和安全地区更为复杂。如果一个犹太女人怀了孕，她将到哪里去生产呢？假如一个来避难的犹太人死了，我们又如何埋葬他呢？
伟廉说过的：“你自己想办法”。自从君士达的名字涌现在我脑际起，我突然奇怪地记起了许多人来。哈林市半数以上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在产科医院有我们认识的护士，人事登记室里有我们认识的文书，在城里每一种生意和服务机构中几乎都有我们认识的人在里面工作。
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些人的政治观点。然而当我想到这点时，心头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跳动——是的，神晓得！我的任务只是一步步顺从祂的带领，在每一项决定之前，都先祈求祂的指示。我晓得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机智，也不工于心计。如果说贝雅古屋要成为一个供应站和有需要的人会集的地方，那必然是出于一个比我智能高过千万倍的主宰，在背后默默运筹帷幄的缘故。
在君士达假装电表工人来访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街巷侧门的门铃在宵禁后许久突然响了起来。我匆忙下楼去应门，心想大概又是另一位期期艾艾、面带愁容的难民来了。碧茜和我已经为一位犹太妇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铺好了床，他们四位只打算在贝雅古屋住宿一晚。
但令我惊讶的是，在黑暗的街巷中紧靠着墙站着的竟是吉儿。“搬出你的脚踏车。”他带着年少单刀直入的语气发着命令：“穿上件毛衣，我要带你去见几个人。”
“现在？在宵禁以后？”但我晓得问也是多余。吉儿的脚踏车也是没有轮胎的，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