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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碧茜和我时常谈论，假如有一天机会来临，我们能为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做点什么。我们晓得在沦陷区的初期，伟廉曾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犹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较年轻的荷兰犹太人从自己的养老院中移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不将老人迁移到别处去，我们不会伸手加害我们的老人！”
伟廉有一本特别的住址簿。他晓得好些乡村地区的农场，那儿德国占领军的数目较少。事情真来时，我可以去问伟廉。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德军入侵后的一年半左右。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我踏出门外，摺起百叶窗时，一组四人的德国士兵从百德街上走下来。他们头上所戴作战用的钢盔正遮过耳际，肩上则背着来福枪。我慌忙退回门内观看。他们边走边查对各店铺的号码，终于他们在对街魏勒先生的皮货店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士兵从肩上取下他的来福枪，用枪托用力撞着铺门，正当他要再举起枪托撞门时，门哗的一声打开了，四名士兵一拥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厅，碧茜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碧茜！赶快！魏勒家出事了！”我们回到铺子的前门，看见魏勒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门外，来福枪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肚子。当魏勒先生给枪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后，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铺内，用力关上了店门。只是没有在当时就逮捕魏勒先生。
接着我们听见屋内玻璃破碎的声音。士兵们把皮货大把大把地抓了出来。虽然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围过来观看。魏勒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突然他头上的窗子打开了，衣服像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衬衫，内衣裤。这位可怜的老皮货商机械式地弯腰捡起掉下来的衣物。碧茜和我跑过街去帮他。
碧茜焦急地低声问：“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
老人只是楞楞地对着她眨眨眼。
我说：“快进来！”一面匆匆地从人行道上捡起剩下的袜子和手帕。“快点跟我们进来。”
我们把这位张惶失措的老人推进贝雅古屋，父亲已经在餐厅里面，他起身与魏勒先生握手招呼，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也许父亲泰然的神情使这位皮货商稍微松弛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访妹妹去了。
碧茜说：“我们赶快找个电话，警告她不要回家。”
正像大多数的私人电话一样，我们的电话线早在占领期之初就被切断了。城市内好几处地方倒都有公用电话，但每个信息都会被电线另一端的公共电话收集站所收集。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通电话，报告这边出了事是否对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么她可以住到哪里去呢？魏勒夫妇他们今后要住在哪里？当然不能叫他们与她妹妹同住，他们很快便会被查出来的。父亲、碧茜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伟廉！”
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的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须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伟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二十二岁的儿子吉儿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
吉儿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
几乎九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儿才在敲通街巷的门。他将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儿，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
“柯丽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
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勒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的话一直回旋在我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儿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伟廉是不是也一样呢？
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七个、十七个或七十个政治犯在逃。谣言愈传愈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作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作的事吗？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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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德国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货店一个月以后，父亲与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见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那位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样，踏着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来。过去那个十分显眼的黄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显得那么刺目了，那么是什么——是什么使我觉得不对劲呢？是那两头狗！那两头狗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从我们身旁走过，但显然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和我则不约而同地转身跟着他走去。他转了好几个弯，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这样没理由地跟着一个人。虽然多年来父亲与他相遇时，总是触帽为礼打个招呼，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连他姓什么我们也不晓得。
最后他在一个小旧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拿出一串钥匙开门走了进去。我们由窗口望见杂乱无章的内部，仅是一瞥便让我们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放杂物、古董和破烂家具的地方，而是一个喜欢美丽东西的人把好些东西收集在这里。我说：“我们真该带碧茜来看。”
当我们走进店门时，门上的一个小铃响了起来。在室内没戴帽子的“猛犬先生”看来有点奇怪，他正在铺子后面开启钱柜。
父亲开口说：“容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彭嘉士伯，这时我的女儿柯丽。”
“猛犬先生”与我们握握手，我再次注意到他那凹陷的两颊上露着极深的皱纹。他说：“我叫傅利斯。”
“傅先生，我们一向都是很敬佩你对你的老虎狗的感情，我们希望它们都好吧？”
这位身材矮胖的男人瞪眼轮流地望着我们，慢慢地他那双厚眼皮中充满着泪水。“它们好吗？”他重复一遍父亲的问话。“我相信它们都好，我希望它们都好，它们死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死了？”
“是我亲手把毒药放在它们的碗中，然后轻拍他们直到他们长眠不起。我的婴孩！我的小宝宝！我巴不得你们看见它们那种狼吞虎咽的情形。我等了很久，直到我收集了足够的粮票去换肉。以往他们天天都有肉吃的。”
我们哑口无言地望着他，最后我大胆地问：“是不是因为粮食配给不足呢？”
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伸手示意，邀我们到铺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内坐下来。“彭小姐，我是犹太人，谁晓得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把我带走？我的妻子并非犹太人，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她的性命也有危险。”
“猛犬先生”的下颏抬得很高，以致他的双颊绷得很紧。“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嘉图与我都是，我们死了要见耶稣，这乃是唯一要紧的事。”
“但我对嘉图说：‘那么我们的狗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被带走了，谁会喂养它们呢？谁会记得给它们水喝呢？有谁会带它们去散步呢？它们等我们，而我们却不再回来了，它们不明白。’不，这一来我可以安心了。”
父亲用双手紧握着“猛犬先生”的手。“我亲爱的朋友！如今你那两个亲爱的同伴已不能再与你同行了，你能不能让我和我女儿有这样的荣幸与你一同散步呢？”
然而这一点“猛犬先生”一再不肯答应。他说：“这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但他答应来看我们，口中一再喃喃地说：“等天黑以后！天黑以后！”
果然第二周的一个晚上，傅利斯先生带着他那可爱而怕羞的妻子嘉图，来到贝雅古屋。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贞苏姨妈前房每夜的访客。
“猛犬先生”在与父亲交谈过后，对我们贝雅古屋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犹太神学的书卷，如今正整齐地摆放在贞苏姨妈桃花心木制的书橱里。傅利斯先生虽然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基督徒，但他仍是个忠诚的犹太人。他总是含笑地告诉我们：“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又跟随了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一个犹太人作门徒。”
这些书卷原是属于哈林市的一位拉比（译者注：犹太人的教法师）的。大约一年多前他把这些书搬到父亲这里来。“万一我不能照顾它们——唔，说不定永远不能再照顾它们。”他略带歉意地向跟在他后面的一队男童挥挥手，这些男孩子个个步履维艰，手中捧着几本大书卷。“我的一点小嗜好就是收藏图书，老朋友呵！书可不会像你我老的那么快。当我们去了之后，它们还会说话，会对我们看不见的后代说话。的确，书籍是值得保存的。”
这位拉比就是哈林市最先失踪的一位犹太人。
多少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犹太人当街被捕的事愈来愈多时，我们开始到我们犹太顾客家中去取手表来修，修好之后再送过去，免得他们要冒险到市中心来。就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