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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孩童的笑声。碧茜则忙着补缀及放长裤。
这时，伟廉和娜莉也都有了孩子。伟廉和文婷有四个，娜莉和腓立有六个。伟廉早已辞去原先那个牧师的职位。他习惯讲叫人难以接受的真理，致使他的教友们一再表示不满。如今他在里哈林市三十里的喜华森城开了一间养老院。
娜莉一家我们比较常见。腓立是一间学校的校长，学校正座落在哈林市。因此难得有一天，他们六个孩子当中有哪一个不会来贝雅古屋看看外祖父的。他们不是要看外祖父在长台上工作，就是要瞄一瞄碧茜姨妈的面盆，更有许多时候与那班寄养在我们家的孩子们在弯弯曲曲的楼梯跑上跑下。
事实上我们也是在贝雅古屋发现彼得的音乐天才的。有一次我们围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起初我们是在一个朋友家听到这个奇特的机器，他们如何能把“整个交响乐团”放在一个框子里再演奏出来，的确令人费解。于是我们开始积存零钱，准备买一部收音机。
所积的钱还差得很远，父亲就因肝炎病倒了，这场大病几乎令他丧命。他在医院里住了很久，这段时期他的胡须全都变白了。在他七十岁生日后的一周，父亲出院回家，一个小小的代表团来看他。他们是代表哈林市的一些店员、清道夫、一位厂主及一位运河货船的船夫前来的，这些人在父亲生病期间体验到父亲对他们的重要，因此合资买了一架收音机送给父亲。
那是一架大型放在台上的收音机，有一个相当考究的贝壳形扩音器，这架收音机多年来带给我们许多的快乐。每个星期天碧茜就从英国、法国、德国及我们本国的报纸上搜集播音节目，因为这个收音机能收听全欧电台的播音，然后她便依次编出整个星期音乐会的节目来。
一个星期天下午，娜莉和她全家来访，收音机中正播放着布拉姆斯的一首协奏曲，彼得突然插嘴说：
“奇怪！他们把一座坏的钢琴放在播音台上。”
“嘘！”娜莉阻止他说话。
但父亲说：“彼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中间有一个音不对。”
我们其他人互换了一个眼色：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但父亲把彼得领到贞苏姨妈的旧钢琴前，问他说：“彼得，是哪一个音？”
彼得顺序地弹着每个琴键，直到弹至中央C以上的B键，他说：“就是这个。”
接着房中其他的人也听出来了，音乐演奏会中的钢琴，其上的B键低了半音。
那天下午，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着彼得坐在钢琴椅子上，考问他简单的音乐常识，发现他不但有着惊人的音响记忆力，而且有极完全的听音能力。就这样，彼得成了我的音乐学生，直到六个月以后，他把我所能教的全都学会之后，才转到专家门下受教。
收音机也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另一种改变，这是父亲最初所不能接受的。每一小时从英国广播电台中，我们可以听见伦敦塔上著名的大笨钟（BigBen）报时的声音。用他手上的跑表与铺内的天文台时钟校对，连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这架英国钟的第一响，总是分秒不差。
然而父亲对英国的时间还是不太信任。他认得好几位英国人，但他们一律都惯于迟到。等到他身体渐渐康复，能再度坐火车旅行时，他又恢复每周上阿姆斯特丹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之行。
但一连几个月来，伦敦的大笨钟与荷兰海军天文台的时间都能符合，因此父亲也渐渐减少到阿姆斯特丹的次数，最后根本不再去了。再者，那个天文台时钟因为继续不断受到外面狭窄街道上来往车辆震荡的影响，已不再像往日那么准确了。最不光彩的是，有一天父亲竟根据收音机中所报的时间，来校对他那架天文台钟的时间！
尽管有这些改变，我们三人——父亲、碧茜和我——的生活在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我们所抚养的孩子们，如今也都陆续长成，或就业、或结婚、离开我们去了，但他们还都常回来看望我们。创业百周年纪念来了又过去了。第二天父亲和我又照常地回到我们工作的长台上。
甚至连我们每天散步时会遇见哪些人也都能完全预料到。自从上次生病以来虽已有好几年的工夫，父亲行走时步履依然不稳，因此我每天都陪着他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每天散步的时间都一样，就是在吃过中饭，及两点钟重开铺门之前，而每天散步所走过的街道也都相同。由于其他的哈林市居民也同样有规则地保持着他们的习惯，因此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会遇见那一些人。
在路上许多与我们点头打招呼的，除了我们的老朋友及钟表铺中的顾客外，也有由于每天散步而得以认识的一些人，如昆宁街扫门前阶梯的妇人，那个喜欢在批发市场附近的停车场阅读“世界航运消息”的男人。但我们最喜欢的是一个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男子。这不单是由于每次我们见到他时，他都有两头巨大的老虎狗，用皮带系着，追随在他左右，而且由于他面孔多有皱纹，颚骨又高，再加上一双略微弯曲的短腿，使他看来恰似他自己眷养的爱犬。他显然对他的两只老虎狗很有感情，这一点很令我感动。每当他走过我们身旁时，他总是不住地对它们喃喃说话。父亲和那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每次相遇时，都会很礼帽地轻触帽边打个招呼。
当哈林市及荷兰其他地区的人很有规律地每天在散步、鞠躬及打扫台阶时，我们东边的邻居却在积极备战。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我们也无法不知道这些事。许多晚上，当我们转动收音机的指针时，我们就会听到一个德国人的声音，他不在说话，也不在大声疾呼，而是在狂号。说来奇怪，反应最激烈的却是天性驯良的碧茜，她总是立刻跳了起来，匆匆跑过去把收音机关掉。
平日事忙，我们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只有伟廉来访时，他叫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我们寄给德国犹太钟表商的信件，总是盖着“住址不明”的戳记给退了回来，但我们仍勉强自己相信根本上这一切都只是德国本身的问题，我们说：“他们能忍受多久呢？他们必然不会容忍‘这个人太久’。”
只有一次在德国的改变终于波及到我们百德街来，这事是由一个年轻的德国钟表匠所引起的。在过去经常有好些德国人来父亲这里作短期的实习，因为他善修钟表的声誉早已传到荷兰以外的地区。所以当这个身材高大，面貌英俊的德国青年，手中拿着一封柏林一家声誉良好的钟表公司介绍信来见父亲时，父亲立即雇用了他。欧图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希特勒青年党的党员。事实上我们不明白他为何要来荷兰，因为他对荷兰人和荷兰的产品只有批评。他常说：“让全世界看看，我们德国人能作些什么！”
当他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与其他雇员一同上楼来喝咖啡，并参加早上的读经、灵修，但此后他再也不上来了，只是独自一人留在楼下的铺子里。我们问他为什么时，他说，虽然他不懂荷兰语，但他看见父亲读旧约圣经心中深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不过是犹太人的“谎言之书”。
我给着话吓了一跳，父亲则显得忧伤。他对我说：“这孩子受了错误的教育。只要他观察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热爱这本书，而我们又都是诚实人，他会看出自己的错误来的。”
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碧茜打开楼下通道的门，招呼我和父亲上楼来。楼上贞苏姨妈的房里，那张桃花心木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太太，她是欧图公寓住宅的女房东。她说那天早上当她在欧图房间里换床单时，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说着，她从她的购物袋中抽出一把十寸长的弯刀来。
父亲又开始为欧图找最好的解释：“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心里害怕，一个人住在异国中，也许买刀来自卫的。”
不错，欧图总是形单影只的。他不会说荷兰语，也不愿学习。在我们这个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区里，除了父亲、碧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能说德语的。我们一再邀请他晚上来坐，但不晓得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所选的播音节目呢，还是因为每个晚上我们都以祈祷、读经结束，正如每天的早上必以祈祷、读经开始一样，他很少应邀前来。
最后父亲终于辞掉了欧图，这是他做生意六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辞退一个雇员。原因不是那把弯刀，也不是欧图反犹太人的观念，乃是由于他对老钟表匠基士的可恶行为。
从起初我就因他对老基士粗暴无礼的态度感到茫然。那不是因为他对基士做出什么坏事——至少没有在我们面前——困扰我的乃是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例如他出门时，不让这位老人先行，不帮他穿外衣，不替他拾起掉在地上的工具，还有许多事都是很难实际举例说明的。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碧茜和我到喜华森伟廉家吃晚饭，我提到这件事，觉得欧图真是个粗心大意的年轻人。
伟廉却摇头说：“这些都是故意的，因为基士老了，老年人对国家没有价值，他们也不容易接受新观念。德国正在有系统地训练年轻的一代对老年人不敬。”
我们瞪眼望着伟廉，企图体会这样的一个观念。父亲说：“伟廉，你错了！欧图对我非常客气——客气得有些反常，而我比基士老很多。”
“你的情形不同。你是他的上司，这又是他们那个制度中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尊重权威，只有老弱的人才要被消灭。”
归程的火车上，我们都默然不语。从现在起我们更留心观察欧图的行为。但当时，在一九三九年的荷兰，我们哪里会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