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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解放的方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他们都看到弱小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弱小民族的相互援助、共同奋斗产生了“国际主义”。可见，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现代思想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包含了批判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中国现代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启蒙”和“现代化”，或者“文明开化”。中国现代思想在对于现代西方文明适应的同时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时也包含了批判。中国对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探索隐含着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因此，当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列宁提出了“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看法。在中国，历史没有终结。
中国是始终抵抗和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彻底征服的非西方大国。在中国，现代化并不是“自然地”发生的，而是由于西方的入侵引起的。现代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方法和手段而出现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周围低度文明的蛮族所征服。1840年鸦片战争，人们普遍将此理解为“西方文明打败了中华文明”，人们却普遍忽视了在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正处于王朝周期性的衰落之中，因此中华文明内在的合理性被压抑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时期有一点像中古“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这个佛教流入的时代，天玄地黄，中国处于苦难绝望的深渊，经受着异族征服、天下崩离、文明解体的巨大混乱、黑暗、痛苦和苦闷。当时，西方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这种大混沌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的大交流，从而产生了更开放的心灵和更辉煌灿烂的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国不仅必然重新恢复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而且必然重新成为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与我们通常的成见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一个极端的现代化主义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给予资本主义如此崇高的赞美。然而，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却指出：“创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西方式的；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公正”，它的反面是“偏私”。自“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以来，古老的东方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丧失自身主体性的“洋务运动”过程。这些文明在完成了“救亡”的任务和克服了“殖民”的历史之后，将重新回复其自身文明的主体性。1930年代，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书》中明确地预言了这一前途。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与汪晖的对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洋务运动是一个剥夺普遍性的运动，这个过程大约要三百年。这期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一百年后，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22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思考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事实上，这一进程现在已经加速了。中华民族正在面临着一个“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的时代。
当中华民族以崛起的姿态走向21世纪的时候，甘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了“从经济民族走向政治民族”的思考。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中指出，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在统一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甘阳认为，中国当今也面临上一个世纪之交德国所面对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的课题。韦伯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力倾向，因此韦伯所思考的是，如何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能够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克服民族分崩离析的状态。甘阳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进入新世纪，甘阳又进而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思考：20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21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则是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他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是“现代国家”的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武器已经被滥用了二十多年。今天，利益分化不断深化的结果形成了“断裂的社会”，“共识破裂”，社会冲突日益加剧。利益的高度分化使得“不争论”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而“不争论”本身最终导致一个民族思想机能的丧失。“共识破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袁伟时和上海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以及革命史观与买办史观的尖锐对立。袁伟时和朱学勤等人的买办史观将“殖民”诠释为“文明”，否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现代中国艰难重建的革命历史过程，挑战和解构现代民族国家史观。
所有的价值都具有历史的相对性，都受到时间和地理的限制，没有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所有的价值观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尤其是与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价值观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关。它不是根据推理或模型建立起来的，是不能强迫接受和强行灌输的。一定的价值观形成相应的共同体，同时一定的媒介也创造新的价值认同和共同体。口传的方式创造了部落社会，而大航海则创造了“世界”。有人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印刷的发明和出现联系起来，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网络和卫星电视已经进一步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一个新的全球化过程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和价值认同正在创造之中。价值建构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重要功能。文学的作用就是将价值观和现实接合起来。任何一种新的价值观都是“陌生的”和“不自然的”。小说和叙事的目的就是要把“不自然的”变成“自然的”，把“陌生的”变成“熟悉的”。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指出，叙事作品中“这种本质的东西，即人及其社会实践，越是显得不是推敲出来的艺术品，不是他的艺术造诣的成果，越是显得是某种天然生长出来的、某种不是发明出来的而只是发现出来的东西，那么他就写得越是富有魅力，越是带有普遍性。”文学作品借助于情感和想象力潜移默化的作用，用故事征服世界。因此，杰姆逊认为，所有的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的不是想象力和价值认同，而是变成了“盯关跟”，那么，它就是最大的失败。
一方面，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所有有生命力的文明都宣称自己的价值观是“普遍的”，“普世的”，“普适的”。我不赞同用消极的“中国国情论”和“亚洲特殊价值论”来拒绝“普世的价值”，而是相反要将自己的价值积极地建构为“普遍的价值”，以自己的价值观去与其他的价值观进行竞争。归根到底，各种价值是互相竞争的。越是具有生命力和生长性的价值，就越是具有凝聚力和结合力，就越是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响应和共鸣，就越是能够结合和产生更大的“群”。不论是汉唐的中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还是现代的美苏帝国，都宣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它们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宣称它是普适的，是全人类最高的价值观，是一种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价值观。共产主义曾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形成了国际性的运动，出现了“红色的30年代”。就像今天的美国输出“民主”，苏联和中国也曾经输出“革命”。因此，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有文明的发展都具有“帝国”这一潜在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遗产，这种思想是以“全人类”为地平线，以“人的解放”为主题。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通过对于自然的征服解放人，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培根的功利主义。这也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含义。20世纪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通过首先解放民族而使人获得解放。毛泽东思想认为需要通过阶级的解放才能获得民族和个人的解放。民主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阿马蒂亚森坚持认为，民主价值观是普适的，如果中国是民主政治，就不会发生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
“国家”是19世纪西方列强强加于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意识是由于西方的入侵而发生的。在中国，首先有了“国家”的启蒙，然后才有“个人”的启蒙。也就是说，为了“国家”而创造“个人”（国民），“个人”从“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