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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过去一向虔诚地歌颂母爱，认为在母亲面前个个自由，人人平等，唱出过：上天生人无厚薄，因为无论是贫还是富，无论是贵还是贱，造物者都给他预备了一个母亲来爱他的冰心，到了写作《分》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儿童都有享受母爱的福气，有时生存下去的需要比情感的慰安更重要。屠户的妻子象教授的妻子一样爱孩子，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她却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儿子，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而这个刚刚下生不过几天的孩子，虽然自己母亲的奶水极充足，他却必须要离开母爱的怀抱，到祖母跟前，去喝米汤。
从全心全意地歌唱“爱的哲学”，到清醒地认识到“分”，这是冰心在思想上的一个不小的变化，因而引起了进步文化人士的充分注意。茅盾说：“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如果我们把她最近的一篇《冬儿姑娘》（见《文学季刊》创刊号）合起来看，我们至少至少应该说，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作家不但悲哀着‘花房里的一朵小花’，不但赞美着刚决勇毅的小草，她也知道这两者‘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①“《往事集·自序》写于1929年夏，到这个时候是五年了②；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解，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③
①③茅盾：《冰心论》
②《冰心论》写于1934年夏
在这一年写的散文《南归》，是为了纪念于1929年逝世的母亲的，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她写这篇散文的时候，距离母亲去世已将近两年了，她所以一直未把丧母的哀痛诉诸文字，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哀痛太强烈，太深沉，她一时半会儿还无法从沉痛的感情中自拔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她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瞒住自己远在海外航行的最小的弟弟，不愿意他在远离故土亲人的情况下，得知这个对他刺激太大的消息，直等到他回国了，敬谒了慈母的坟墓之后，对他体贴入微的亲爱的大姐，才痛定思痛，把这段情感的历程诉诸笔端。正如冰心自己在文中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的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诗两首——《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都写于这一年的7月，都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
《惊爱如同一阵风》，是在旅途中写的。那是身边的一个人，指给她看的一片晚霞，惊醒了她心中的诗魂。虽然全诗很短，却充满了如画的意境：
惊爱如同一阵风，
在车中，他指点我看
西边，雨后，深灰色的天空，
有一片晚霞金红。
另一首《我劝你》，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却又是带点儿玩笑的口吻，来规劝那类意志薄弱、心猿意马的女人的，请她们要当心那些轻浮的浪漫诗人引诱你去作的感情游戏；否则，假若你不谨慎，就将给老实的丈夫带来痛苦，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在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的前后，冰心翻译的《先知》，先从4月18日起，在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副刊停止后，又于8月23日作序，由新月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做了母亲的冰心，在北京迎接了1932年的到来。在这一年里，除去教书和抚养孩子之外，她也继续从事着文学创作活动。
这一年的夏天，她写了一篇名为《寻常百姓》的散文。可以说，这是《南归》的续篇。
因为她写的虽然是一只小小的白燕，而这只白燕却是她的慈母的遗物——这是六年前，她的母亲健在的时候，在上海给孙女儿买的玩物。而今，已是燕在人亡了。她的深情的父亲，在爱妻去世之后，花了半价的车船票，把这只小小的白燕，从上海带到了北京。冰心对这只代表着她母亲遗物的小生命，十分地爱护，用来寄托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而当这只白燕突然于一个晚上失踪了之后，冰心感到难以言传的失望和焦急。失去了慈母的冰心，又丢失了她的母亲的遗物，内心的烦躁与惆怅，都在这篇散文中表现了出来。
这一年，她还应北新书局之约，自己编辑了《冰心全集》，并于清明节写成了《冰心全集·自序》。分诗歌、散文、小说三集，由北新书局于1932年8月至次年的1月出齐。从1933年起至1934年，冰心除去在燕京大学教书之外，又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担任国文系讲师。
在1933年的10月17日，冰心完成了一篇别具风格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这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我们的太太”，以及围绕着她的那一群男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诗人，文学教授，哲学家，政治学者，医生，女画家兼诗人，美国女艺术家，等等，总之，都是开口莎士比亚，闭口汤姆司·哈代，喜欢清谈叔本华的哲学，以及诗、词、美术、音乐、舞蹈等高雅话题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活跃在冰心熟悉的生活圈子里，与冰心属于同一个阶层。
过去，当冰心写到这一个阶层的人物时，即使寥寥几笔，也总是把他们刻画成文雅、有教养、心地善良的君子。但是，在《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里，冰心却第一次在自己的笔下，把本阶层的一群无聊男女，描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空虚，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俗物。
这位太太用她作银行家的丈夫的金钱，布置了一个闻名中外的“文艺沙龙”，目的是为了突出她自己，让那些无聊的诗人学者们围绕着她，象众星捧月一样，还可以在她这里享受着眼福、耳福、口福。她一面用着丈夫的金钱，尽情地享受和挥霍，一面却暗骂自己的丈夫是丑陋的、猥琐的、世俗的，公然与那些吃喝她的丈夫的无聊男人们调情。而当她的女皇地位受到了那个美国风流寡妇的挑战时，又在中国男人面前与那个洋女人争风吃醋。她选择女友的标准是找“陪衬人”，在她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她只选中了一个又黑、又胖、又邋遢、又粗野的女画家作朋友，为的是衬托出她的莹白、苗条、服装和谈吐的斯文、高雅。
作品中的那个“白袷临风，天然瘦消”的诗人，简直就象拆白党，专会用几句歪诗讨取阔女人的欢心，然后跟在女人后面，以打秋风为业。
这是冰心生平第一次，对她所熟悉的本阶层的一群人物，作出的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
继这篇小说完成之后不久，冰心又在同一年的11月28日，完成了另一篇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和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短篇小说《冬儿姑娘》。
这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冬儿，是个被丈夫遗弃了的砸石工人的女儿，从八九岁的小小年纪，就做卖鸡子、卖柿子、卖花生等的小贩，用自己辛苦劳动的汗水，养活母亲和自己。
她的形象，与几年前冰心刻画的劳动妇女形象——比如那位奶娘的女儿、忠顺的六一姐（《六一姐》）；比如那位无父无母的孤儿、逆来顺受的翠儿（《最后的安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冬儿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姑娘，绝不逆来顺受，也绝不谦卑忠顺，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自己的力气，用诚实的劳动，为母亲和自己换一口饭吃。她不信神，也不信邪，既敢与大兵粗声大气地讲理，也敢砸了香头的牌位。一个赤贫如洗的女孩子，在那样的乱世里头，竟然能够用抗争作武器，在社会上站住了脚。
这篇小说完全是用第一人称的“我”，用叙述的口吻，来描述冬儿姑娘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的，而这个“我”的身份，就是冬儿姑娘的母亲。听她讲述冬儿故事的人，是她服侍的女主人（当“我”向她的女主人讲述关于她的女儿的故事的时候，这位第一人称的“我”，已经从一个砸石工人变成大户人家的女佣人了）。
冰心赋予了冬儿姑娘勇敢坚强的性格，她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不再抱着从前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了，而是对象冬儿姑娘这样的劳动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示了叹喟和赞赏。
作品中的这个姑娘虽然长相不佳，“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但是她的敢作敢为，敢说敢骂，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的开朗性格，却让读者非常同情和喜爱。
除去上述的小说之外，冰心在这一时期，还写作了一篇关于教会问题的小说《相片》。冰心在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含蓄地指出了教会人士的伪善。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位住在中国、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施女士，她是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初来中国的时候，正值她的青春年华，有一张美丽的椭圆形的脸庞，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又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使她成了这所教会学校里的外国女教员中，最美丽的一个。但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并没有嫁给爱慕她的同胞毕牧师。光阴似流水一样地流逝，她的一头浅黄色的秀发，颜色逐渐地变成了灰白。毕牧师也早就有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太太。老之将至的施女士，只得寂寞地搬出教会学校的小楼，移居到了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种点花，养只狗，逛逛庙会，多数的时光则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