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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阐述的有关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同时，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了欧洲文学名著。
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学习了法国和美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要在老大封建帝国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组织了同盟会，他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地鼓吹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三民主义。他们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又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联络会党，争取新军，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与法制，奋不顾身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帝制。封建主义的思想，还牢固地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事件，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生的，它们十分形象地证明了：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比推倒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要困难。而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严复，他们曾经大量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给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巨大的冲击，不愧被称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1）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2）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3）准备5月7日（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最后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4）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5）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下午一时半左右，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十三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和汇文大学两校的学生来得最早，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上午十一时左右，忽然有几个政府的军警长官及教育部的一个职员驾临北大，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为此双方展开了辩论，致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
下午两点钟左右，学生队伍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走着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举着两面当时的五色大国旗。在他们后面，又有人举着一幅赠给三个卖国贼的輓联，这条輓联上写着：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来指喻曹汝霖和章宗祥。参加游行的学生都举着用白布或用白纸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