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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学过，也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老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①“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②
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①
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曾看见外国的军队，如何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一意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靠，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谢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象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①
①冰心：《最痛快的一件事》
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除去教授功课之外，还向女孩子们传授宗教思想，教授《圣经》课。少女冰心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义，《圣经》故事，耶稣，爱，等等。这些思想开始向她的头脑里灌输，使得这位从小就陶醉在父母之爱的温暖怀抱里的小姑娘，逐渐地萌发了一种思想，即她想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她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去对待她所遇见、所看到的事。这种思想，待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形成了冰心特有的处人与处世的哲学，这就是被她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的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的少女冰心说来，这种哲学仍是一种潜在的、幼稚的意识，她只是愿意用充满了善意的眼光，去看人和看事，并且用充满了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这种待人处世的善良出发点，支配了她的一生，并且几乎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她的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她的杰出的成绩表现在其中，在纷乱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她的彷徨与惆怅也同样表现在这里。
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封建复辟的一片声讨浪潮中死亡。中国的政体，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度。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有不小的市场。曾经一度在光绪年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这时候，却又积极地唱起了尊孔的调子，他上书当时的代理大总统黎元洪，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封建军人张勋，更做了极为反动而愚蠢的尝试，在1917年的夏天，竟然拥戴已被辛亥革命废除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气势汹汹的张勋，在徐州集结起他的辫子军人马，准备杀回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早已纷纷传说，野蛮而又愚昧的张勋辫子兵，就要开进北京城里来了。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假如他们闯进北京，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如果这样，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况且，谢葆璋一家和杨子敬先生的政治态度，都是拥护共和的。所以，谢葆璋决定，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暂避一个时期。
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