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观点，不失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终于对“反右”问题作了全面纠正，回头看去，应该说聂绀弩当年的言论是富有政治预见性的。
聂绀弩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聂当时说“45万”，数字还说少了。在那种极“左”的政治运动中无辜遭受挫伤的，如聂所说，有像马寅初那样的老学者，也有像那个“批评人事处长”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轻人。尤其是血气方刚、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数。1959年至1964年，中央就曾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万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聂绀弩的说法，摘帽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才开始了对极“左”路线的政治清算。
1978年4月，中央做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随后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当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为“右派”摘帽工作，到1980年宣告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
聂绀弩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言论，发表在中央决定的十几年之前。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政治上绝不允许的，当然是要被视为“反动”的东西，要被列入打击对象的名单中的。
大约从1962年9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
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曾先后对聂的问题作过批示：
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公安六条》的发布，可以说是“明因”，也是“后因”；本文所说的，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暗因和前因。
聂绀弩一直都认为，与他交往的都是“右派”朋友，是物以类聚，他们在一起谈心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举报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文艺界人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右派”朋友圈子内的人。呜呼，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一锅大杂烩菜，要肉有肉，要素有素。
譬如说，既然有一种献身文化，也就会有一种保身文化。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深受大义献身精神的浸染。正如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聂绀弩就属于这样的人。灵魂里深存大义，性情便是耿介正直的，这就容易忽略明哲保身的道理。而那些很通透保身哲学的人，大都是一些假文化人，他们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不惜出卖朋友。读书人对于混淆在朋友圈子内的假读书人，往往缺乏戒备，结果让他充当了侦探的角色，朋友们私下言谈被统统告密，直至祸在旦夕而仍无知觉。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饭后茶余的笑谈戏语，一经告密，都会上纲上线，无意之间就会被置于死地。聂绀弩这里就有两个例子，都是因为一半句闲话，被抓了辫子。
关于说林彪和江青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话，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诞无聊的闲言，无非是有人对林、江政治上不满而信口说出来的。聂绀弩在和朋友们喝酒时，把他听到的这闲话说给大家当个笑料，解颐开心而已。结果被告了密，变成“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等重罪。在此之前，虽然聂绀弩已有很多言谈和诗作被举报，虽然他已被列入准备打击的对象，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动作。等到闲话林、江关系这个报告上去之后，立刻成了火候。逮捕令的正式发出，一是碰上了《公安六条》颁布，二是这句闲话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11月2日晚，聂绀弩、张友鸾等多人，合请香港《大公报》来京的陈凡，在聚丰园吃饭。席间，周绍良问起香港商务印书馆能否出版内地寄去的稿子，陈说他不清楚，但知道他们人少，编辑工作忙，出书慢，错字多等等，这时聂绀弩说：“我托你办一件事好不好？”陈问：“什么事？”聂笑着说：“给我到‘香港商务’搞个编辑做做。”陈笑说：“兄弟人微言轻，此事不见有效。”聂又说：“你说说看嘛！”陈笑说：“说说可以，只怕商务方面当作耳旁风而已。”聂、陈这么两句对话，立时被举报，领导机关就认为聂有“叛逃”的危险。本来是酒饭间随便说说，那种时代想去香港哪有那么容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广东有很多少男少女想偷渡去香港，被从海上抓回来办学习班，也有不少人泅水被海浪吞没了。聂绀弩既知不能办，就不该提这话头，结果被告发，被认为他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想外逃叛国，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控。
古人早就说过：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又有道：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诗狱最是莫白冤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聂绀弩“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收入档案的这方面的“罪证”也确实够大量的。大略估计，包括聂绀弩的手稿、举报人抄录件及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诗词二百余首。
中国的诗，从《诗经》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因为诗是一种极精炼而含蓄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含义不是简单明了地浮在字面上。每一首好诗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去赏读，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很难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很多名作，多家注释，见仁见智，各抒所见。就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写得何等雄浑豪迈，但当初在重庆发表时，就曾被人恶意曲解。聂绀弩其时在渝，为驳斥对毛词的谤伤，也步毛词原韵填了一首，其中有句云“岂惧文工曲意雕”。
为了说明解诗如何要紧，不揣累赘，姑且引述一下李白的三首《清平调》的故事。那三首词是为杨贵妃写的赞美诗，其第二首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描写杨妃是一枝滴露凝香的鲜花，传说中襄王见到的巫山神女都比不上她的美丽，历史上也只有汉宫中赵飞燕的新妆娇态才这么可爱。李白为了取悦皇帝的宠妃，几乎用足了他的艺术才能，杨妃开始非常喜欢，把李白的诗配了音乐反复歌唱。问题出在高力士从中调唆。高力士因为李白醉中让他脱靴一事，深以为耻，借机雪恨，便在杨妃面前说：李白这小子竟敢拿飞燕来比拟娘娘，试想那赵飞燕的所作所为，什么下场，词中这样比附是什么意思呢？杨妃一想也真是，赵飞燕在汉宫日事蛊惑，致使汉帝无嗣而暴崩，后来飞燕被废为庶人，自杀而死，李白真是不怀好意啊！嗣后，杨妃就向唐明皇进说谗言，李白遂不受重用，被赐金放还。
诗无达诂，最怕人解。诗能解出正面的意思，也能解出反面的意思。
聂绀弩写诗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公安机关得到聂绀弩的许多诗稿后，呈送至领导处，领导肚子里可没有那么多墨水，哪里能看懂聂绀弩的诗呢？连字句都读不下来，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动”呢？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领导这么一批，下面的人就想：去找谁来解释呢？光有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政治上可靠呀！这人可就难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倾”，就是落后分子，恐怕一个个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有几个靠得住得呢？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的这些诗稿，就让谁来解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你既然举报人家写反动诗，你就有义务解释清楚那诗反动在哪里，对吧？这个办法还真行，于是乎，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兹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十首如下：
一 、锄草
培苗每根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
六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偕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这首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