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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祸端酿成从头说
《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关于聂绀弩1967年的事是这样写的：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1月13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1月25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在这一段记述中，前面既然提到《公安六条》，又明确说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文却又说“逮捕具体原因不详”，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实际上颇有可推敲的内容。
聂绀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构成“现反”罪的，判决书上已经言之凿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专政机关是如何掌握聂绀弩的“罪行”的，为何一俟《公安六条》发布，此人即刻成为目标？这就是“具体原因不详”的疑窦所在。
现在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
1962年是一个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年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过去，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加紧了侵越战争，威胁中国边防。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政府图谋“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干部队伍中发生了甚为普遍的消极腐化问题，农村中的封建迷信、会道门活动随之泛滥。国内的不安定现象，当时表述为“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提抓阶级斗争，公安机关当然是充当急先锋的，检察院、法院也须紧紧跟随。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体制，公、检、法同属专政机关，理论上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配合是实，制约是虚，惯用语叫做“一个拳头”。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体制中还有个特别之处：公安局长是党委的常委，代表党委全面领导政法工作，而那时法院院长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实际上形成了警察机关领导司法的格局。当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归咎于政法机关，他们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充分运用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尤其是公安机关，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神经特别敏感，眼光特别锐利。在“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号令下，公安机关决不怠慢，于是，许许多多的“阶级敌人”都落入了天罗地网。
聂绀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作为“阶级敌人”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当聂绀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觉察的时候，他的写作和言行都会随时随地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22级，北京工资为56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10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字，这么容易扣呀！这样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想推翻你这个政权吗？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说他们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想当副总理，可是人家想当的副总理还是你这个政权的副总理呀，他们并没有要推翻你这个政权。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聂绀弩）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我们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要是照我们的意见，哪会弄到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不认错，行不行？不行！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指“反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当然不想解决，也不愿意解决，但是形势逼得他们非解决不可。对个别的人，他们还是要解决的。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不好说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这不是几个人的事嘛，这是45万人的事，45万！这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们让我当文化部部长吧，这总算满足了我最高的愿望了吧？我也不能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们去干了，那一班现在爬上去的人怎么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他们因为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么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把一些老的科学家，老的干部都打下来了，让一般干不了的人上去，他们什么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马寅初打垮了，你替马寅初写墓志铭，只要写“公讳寅初”这几个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来得响亮。人家可以把学校办好，他们那一般混蛋就没办法，你要不要科学？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逼来了，非根本解决不可。
我们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过去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我们不懂得政治。其实现在懂得政治的只有我们……（声音激越）瞧吧！我们懂得辩证法，我们相信辩证法，封建主义总是要进棺材的。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