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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原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