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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
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1936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1957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30多块薪水，还拿30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30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10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30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10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3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3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20元，10元寄农场，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他很有教学办法，又和工人一起劳动，和工人感情好得很，书记表扬他，说他这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一点又是辩证法的，叫他写心得，他自己越发卖力。谁知，突然通知他说：因为你家庭关系，你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就让他回家了。他没办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说：这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妈的，一个说有关系，一个说没关系。戴大全没办法，便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给孙超，后来通知戴大全说，孙超已经把你的工作问题交给市委办公厅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见不到人，我就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说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经交给劳动局，你去找吧。又打电话找劳动局，一个女同志接的，说，知道了，你不是要到边疆去吗，已经给你分发到青海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听大惊，大全在一旁听见，说没有要求去边疆，因为有妹妹要照顾，不好去，她又问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来错了，去边疆是别人，说你呀，已经交给朝阳区，你去找他们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说到我本身的问题，老实说，我想不通，我给徐冰写了信，没答复，又给孙超写了信，孙说问题还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么，当初徐冰叫我回来，孙超见了我就说你的问题没什么，回到岗位上，顶多降一级，现在又说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对戴大全的工作问题，一时说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一时又说你没有同你父亲划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紧张。这些问题真叫人不懂，想不到50岁了，混到现在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说，我现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划界限嘛。现在没办法，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呀！我现在除了找找聂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们（绀弩夫妇）有时还周济周济，给两个钱。
聂周夫妇诚挚待友，重义轻财，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对“反右”斗争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气相求、同忧相救的感情，绝不是那种缩手缩脚、油头滑脑、贪生怕死、全身远祸之辈。每听了戴浩的苦诉，聂绀弩就要对欺人太甚的官僚主义破口大骂。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于现实。她反对戴浩与聂家的交往，一者是虑及生活的负担，二者是担心政治上惹来麻烦。三姐显然是个聪明人，她长期与聂周夫妇共同生活，耳闻目睹，心明如镜。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戴浩那样声高气怒，说三道四，很容易招来政治麻烦。当然她还没有怀疑戴浩在政治关口上是否会变成一个反戈一击者。
聂绀弩正是因为与一些朋友频繁交往，抨时论政，以至陷入了牢狱之灾。那么，形成他的那些“罪状”，戴浩会不会也是一个检举揭发者呢？
档案中确有戴浩亲笔书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1964年间，我陆续看到他（聂绀弩）写的若干篇七言诗。有赠冯雪峰的几首诗，有他去广州重访农民讲习所，并同彭湃老母亲合影的题诗，等等……现在我记得两首，一是《赠浩子》，一是《咏妙玉》。
《赠浩子》这首诗是他借我的实际境遇，发泄其愤愤不平的反动感情而作，是对“反右”斗争的恶毒诬蔑，对劳动改造的仇视，充分暴露他对划为“右派”的反动情绪。
《咏妙玉》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是他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发泄他灵魂深处仇恨阶级斗争，对他被划为“右派”不服罪的反动感情。“无埃尘处也风流”这一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分析戴浩所写的材料，实属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写此揭发材料的时间，应是在聂绀弩已经被捕之后，是在司法机关办案中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责令他写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戴浩的“揭发”，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1976年聂绀弩出狱时，戴浩陪同周颖，从山西将其接回北京。之后，大概戴又成了聂家的常客。1978年戴浩再婚，聂有诗致贺。为照顾聂老饮食起居，从1979年戴浩的女儿戴行健就住进聂家。聂于1986年辞世，戴也死于同年。可见他们友谊终年，戴写揭发材料一事并无丝毫影响。
关于向思庚
与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谈中不多诉说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谈的是聂绀弩的经历和诗，他对聂很佩服，又热衷于议评时政，所以二人颇得言语投机。
如1965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谈话中，对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畅叙己见：
这次整风，根本上是1957年的继续，1957年本来是整风，结果公开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势不可收拾，就变成“反右”，那时没有经验，“反右”也带来反效果，没有调查研究，先就嚷嚷，报纸大肆宣扬，有偏无法去纠，弄得几年来知识分子不敢积极工作，说话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来，一方面是灾荒，一方面也是国外国内反映不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