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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耻辱。我反正见了这些题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吴祖光有如下交谈：
吴：看到文怀沙没有？
聂：路上碰到的，谈得不多。他告诉我在那个地方（监狱）也不劳动，也没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钱，期满叫他签字盖章。他关在里头也不算法律处分，也不算行政处分，理由是无牌照行医。
吴：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轻里说。
聂：这当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决书上不好写别的，他现在算是期满了，但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在那边有钱拿，给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说“我是为这事进来的，你们还来找我？”其实找文怀沙开方子，吃兴奋类的药，就是所谓开“春药方”这个罪名。
吴：这几年来那么紧张的气氛，归根到底还得怪赫秃（赫鲁晓夫），没有他，我们还可以过些太平日子。
聂：可不是，没有赫秃也没有匈牙利事变，连“五七年”的事儿（指“反右”）也不会出来。
吴：从文件上看和外头听到的，好像党内问题还比较严重，出事的多数是党员。
聂：出来的问题，怎么都提到了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李维汉、杨献珍不用说了，邵荃麟表面上说什么中间人物问题，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周而复听说又有问题，以前听说过，后来报上又出来了，以为没事，可是最近听说《上海的早晨》图书馆都不让借，可见有了问题，人大、政协的名单上都没有了……龚之方最近告诉我，有人碰见夏公（夏衍），不好直接问他的事情，就问齐燕铭怎样了，夏笑着说，他和我的问题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资本主义。从这个情况看来他大概还是比较洒脱的，还说些幽默话。
聂：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长）怎么样？我认识的人当中，四个最走运的人，前几年都很红，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张执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个是夏衍，一个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同归于尽了。
1965年3月23日晚，聂在家里同友人喝茶，聂说：我从北大荒回来后，熟人、老朋友抖起来的（意即得势）有四个人，夏衍、张执一、徐平羽、邵荃麟，现在只有一个徐平羽没事，其他全垮下来了，再说这些人其实也不算怎么抖，革命这么多年，脑袋随时悬在半空中，顶多当个副部长，这算不得怎么样吧，连我也算当过副总编辑，这算什么呢？但是垮起来却垮得很彻底。
某友人说：你这四大皆空倒也干净。
聂：可不是，现在轮到我了，一无所有，既没有资格做当权派，连个鸟也没有，已经是渣子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么油水了，那就不会作为被整的对象，一无社会影响，二无任何本钱，这还不清净？
1965年4月10日晚饭后与友人攀谈，说到“四清”运动，中央下发“二十三条”，安定人心，运动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稳得多了；谈到最近彭真报告讲得很清楚，运动主要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聂说：“二十三条”出来当然是好一点，但是什么当权派我也不信，田汉、荃麟这些是真正的当权派吗？我看未必，再说孟超这么一个可怜得很的人也算是当权派拿来整一顿，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有许多事情别人不敢说，周总理做报告指责田汉说，田汉写贾似道，今天谁是贾似道呢？我就是贾似道，这是公开报告，有人听着的，这样谁敢说话写东西？一方面又鼓励反抗精神，《水浒传》的农民英雄应当歌颂了吧，可是水浒这些梁山英雄是反对蔡京、高俅、童贯的，今天又是谁？这一问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不叫人说话。林默涵报告里还说夏、田、邵他们是个集团，这更骇人听闻。
某友人说：这不会的，谁不知他们平常谈不在一起。
聂：这就是呀，林默涵报告有许多人听了，确实这样讲，说他们是精神上的一个集团，这你就没法说了。林默涵还说什么夏衍这些人和他同事，这些情况没有发觉，是自己麻痹大意，这真是见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1962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