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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从图中可以看出“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下降，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出生的“婴儿潮”下滑拐点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应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漫漫经济长夜，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政府毕竟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一个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货币战争2 第一章：货币战争模型的重要计者 下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具讽刺意味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儿”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美国华盛顿英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女王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