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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大队在东交民巷外等候了两个小时左右，使馆区的外国警察坚决不准中国的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开来的中国军队与警察的队伍也已经包围住了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大学生们愤怒起来了，他们除了要爱自己的祖国之外，别无他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本国的军警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们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他们退出了东交民巷，掉头朝北，然后朝东，沿着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一直朝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一边继续散发他们的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学生大队来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门口，曹家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是持枪把守的军警。这个曹汝霖是个大滑头，他是东京法学院的留学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作过法律助教。后来他从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为目的，曾经积极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此受到了这个窃国大盗的重用及大力提拔，当上了袁世凯手下的外交总长，专管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二十一条的谈判以及以后中日所签的条约，都是由他领导处理的。袁世凯死后，他又拍上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马屁，先当交通银行总理，后任交通总长。他当官有术，虽然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接二连三地更换，他却一直安稳地坐在交通总长的宝座上，后来还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财政总长。他参加处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银行的借款，并利用职权盗窃国库，大大地饱了私囊。据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记者确凿的调查，曹汝霖的私产，最起码也在二千万元以上。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施加经济压力。而昏庸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授给了他一枚三级勋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1949年全国解放前，他逃到了台湾，次年又从台湾到日本，受到了过去与他有过各种往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照顾。1957年又移居到美国，成了一个美籍华人。
当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他与日本秘密订约的原因。守卫的警察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反而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学生们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们高声喊叫着：“卖国贼！卖国贼！”的口号，许多学生把手里拿着的小白旗扔进曹家的院墙内，有的学生还捡起了石头，向着曹家的院子里抛去。有五个勇敢的学生，跃上曹家的院墙，跳进了曹家的院子里，搬开了堵住大门的石头和木块，把曹家的大门打开。于是，大队的学生就涌了进去。
学生们以为，这时候，曹、章、陆三个亲日分子，一定正在曹家的客厅里开秘密会议，于是就先径直地朝客厅跑去。但是，客厅里却一个人也没有，书房里也一个人都没有。愤怒的学生们气极了，一边激动地高呼：“曹汝霖在哪里？”“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一边就把客厅和书房里的瓷器当成了发泄怒气的对象，噼里啪啦地摔碎在地上。之后，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两个女儿的卧室，也没有人，就把铁床的柱子和零件拆了下来。然后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室，曹妻锁住了房门，学生们就用刚刚到手的铁柱子把房门撞开，见曹妻一个人在内，就问她曹汝霖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来。
其实，当学生们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外的时候，曹汝霖确实正与章宗祥以及当时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丁士源，还有一个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他是曹汝霖的好友）在家里商量事情。狡猾的曹汝霖一看见学生们丢进院子里的石头，就立刻换上了佣人的服装，打扮成佣人的样子，从窗口跳了出去，从家里的后门逃出，穿过一条小胡同，叫了一辆汽车，急驰到东交民巷，躲进了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①
……………………
①冰心：《童年杂忆》
学生们找不着曹汝霖，就把他的卧室里的镜框家具等物打了个粉碎。又把他的抽屉打开，想要搜出一些卖国的秘密文件，但是一无所获。只得翻箱倒柜，把首饰等等抛在地上，用脚踏碎，以泄心头的怒火。
之后，学生们又来到了曹汝霖父亲的房间里，在这里，也未找到曹汝霖。他们又找到了曹汝霖的儿子，和曹汝霖的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学生们对曹汝霖的父母、儿子、小妾都未惊动，只是吩咐卫兵们把这四个人通通带走，只把他们房间里的燕窝银耳等物品，摔在地上。
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使得学生们无法排解心中的怒火，就捣毁家俱，放火烧屋。这时候，有的学生忽然发现，有三个人躲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这三个人就是章宗祥、丁土源和中江丑吉。学生们冲进去，误认为章宗祥就是曹汝霖，于是立刻把章打倒在地，章躺在地上装死。等学生们走了之后，中江丑吉才把章扶起来，两人逃到了曹宅附近的一家卖油盐的小铺子里。不久，章又被学生们认了出来，把他拖到小铺子的大门口，问他到底是谁，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学生们便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又抓起店里出售的松花蛋，把它们抛掷在章宗祥的身上。
当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席卷着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冰心已经长成为一位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在此之前，她绝对不曾想到：这场运动会改变她的生活道路，把她推上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
她当时正在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书，是个一心想当医生的大学一年级学生。5月初，大学生们正酝酿着要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她正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里，陪着她动了手术的二弟，在精神上安慰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她是事先向学校请了事假的，所以学校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非常凑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里雇用的女工，到德国医院给冰心姐弟送东西。这一带，是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必经之路。从铁狮子胡同到东单，再从东单至东交民巷东口，这位女工一路上看见了好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手上举着纸旗，嘴里喊着口号，向沿街围观的群众递送传单。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位女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到医院。她一走进冰心姐弟的房间，就把路上所见的新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冰心姐弟。
这是冰心在5月4日的当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运动的新闻，她觉得非常新鲜。但是因为这位女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学生运动并不了解，所以冰心听了之后，并没有弄明白这个运动的真实情况。女工刚走，黄昏时候，就有一位探视的亲戚，又走进了冰心姐弟的房间。这位是个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二十一条，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以及学生运动等等，都很清楚，就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描述给冰心姐弟听。
当冰心得知详细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她想起了自己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到中山公园社稷坛参加反日讨袁爱国集会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烟台的大海边，父亲向她讲述过的他青年时代参加甲午海战的经历，以及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口的悲愤，使得她对今天的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感到无限的轻蔑与愤慨。
这时候，她虽然身在清洁宁静的病房里，心却随着新来的信息，飞向了屋外那广阔的世界。她望着外面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父亲自幼灌输给她的爱国思想的种子，在她的心底里萌动。她多么想仍象在中学时代那样，和同学们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劝说好了二弟，一起出了医院，回家去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对冰心就读的学校——协和女大，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冰心陪着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绪，然后再到学校一看，情形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协和女大本来是所教会学校，一向与政治运动相距甚远。过去对于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形势，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教会学校的院墙，似乎再也无法抵挡得住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了。爱国思想的浪潮，终于也冲进了协和女大的校门。本来象修道院一样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会活动的场所。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她们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她们象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一样，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她们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在5月4日的当天下午，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就亲自派出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让他们自己出马，带领着警察、军队、宪兵，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在吴、李当场督战的情况下，那些本来对学生们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态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在赵家楼胡同以及东单附近搜捕爱国学生。被捕学生的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稍有不服，就用枪柄、短棍或拳头打他们，军警们把这些被捕的学生们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有的甚至与刑事罪犯关押在一起。晚上，钱能训又在他的官邸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决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反而从反面推进了五四运动浪潮的进一步高涨。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