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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功——那就是说在2月6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Kupyansk）。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了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就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依苏门进攻。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13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中，在那里他们应换用新兵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较长期作战观念，但是这许多的要求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也足以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的电报所产生的结果，2月6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的影响，后者11月底曾经来访问我们的总部，我们曾经把当前的情况和最高阶层对于战争应如何指导的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的表达。
1943年2月6日希特勒与我本人之间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到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上至少又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自己对于第6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个事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报导过了。在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觉得他对于这一次悲剧是具有很深的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其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对于那些始终信任他个人，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们也不无内咎之意。可是以后，我对于希待勒的诚意却不免开始感到怀疑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们当作人来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士之风。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是的确表现出来了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会这样故作姿态，以取悦他所接见的来宾。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下了决心，只想与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在我们自己地区中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的条件为必须获得希特勒的同意，始能放弃顿涅茨盆地的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表示首肯。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高层的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即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也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决不可能使他自己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在将来足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的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啧有烦言，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白的宣称着说，他不可能使任何其他的人员位在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的。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出来由此所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将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的时机中放弃其中的一部份，则也许即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在把现有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使其目标终于能够达到。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也决不足以拦截敌人所作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则也就无异于是要说应该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何立德集团军，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阿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而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还再度的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于也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来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是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那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所有一切作战性的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输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于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应能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愈慢。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很可能，他不愿意看到前途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因为这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他开始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出绝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想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则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了相当比例的兵力，他若是把他们投掷在决定点上，则仍然还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的本身而言，未尝不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要看双方中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面若能有机会作适合时机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着了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还是较强的。而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于享有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军可以有机会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透入，他只要用相当小的兵力，而也不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折毁这整个的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是俄国陆军实力雄厚，但其攻势能力也总会有一天将要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当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时，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可能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势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形减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