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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团军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迪纳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学院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地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德维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团军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迪纳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德维纳河以南的敌军残余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部队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团军——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相反，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离我们远去，却让我们在迪纳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3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3个军官和30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野战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杀。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64架飞机。
最后在7月2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41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德维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4装甲集团军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迪纳斯克时算起，已经浪费了6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德维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56装甲军对迪纳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巩固德维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团军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唯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集团军应该以一个整体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团军却是很平均地从迪纳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56装甲军沿着迪纳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41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团军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团军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41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56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56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很遗憾地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不幸言中了。第8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3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41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