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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2 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 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 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 ＇ 译者注：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 ＇ 。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 ，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Order White） 作战。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 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 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 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 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
同时也很有趣味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在纽汉麦集合时，我自己的第18师也正在同一训练区中，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
自从1933年以来，我们的祖国曾经一再通过了紧急的危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局势都很感到不安。将来会如何发展，更是无法预料。我们在此时的思想和私人间的谈话都是以未来的暴风雨为主题，因为在天边上是早已显出了风雨欲来的征候。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我们都知道自从1938年秋季起，他就已经开始与波兰当局谈判，企图对于整个波兰国界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不过这个谈判的有无进展，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英国对于波兰是有过保障的诺言。我可以大胆的说，在陆军中的人员，没有一个会那样荒唐、无思想，或近视，不认识这个保障的警告所具有的严重意义。专凭这一个因素（ 当然并非唯一的） ，即足以使我们在纽汉麦的诸人，深信最后还是不会有战争发生。照我们看来，即使我们现在所拟定的展开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其意义也都不一定就等于战争。我们直到此时为止，都曾经密切注意德国在剃刀边缘上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并且对于希特勒的惊人好运，日益感到不可思议，截至目前为止，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力，而就达到了其一切的政治目的。这个人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总参谋部与波兰问题
波兰在凭借着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的领土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就一直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因为这种兼并是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在德国国力微弱的时代中，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每当我们瞻望着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支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而感到忧惧！不过尽虽如此，德国陆军却还是从未梦想到要对于波兰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用武力来结束这种事态。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两面以上战争中，而这却是德国所难于应付的。相反，我们虽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与波兰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会议席上来讨论如何修正这些不合理的边界问题。同时认为有一天波兰人会主动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那却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从1918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德国国力还很微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作这种准备。一旦当皮尔苏德斯基（Pilsudski） 元帅谢世之后，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就会获得一种决定性的势力，于是他们就有入侵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曾经突袭费尔拉（Vilna） 即为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性考虑中，却已经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兰首先动武，而我们又能够击退他们的攻击，则德国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机会，用政治反击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愉快的边界问题。
无论如何，任何陆军将领对于这个问题，是决不曾对于这个问题作过份奢望的想法。虽然拉本劳将军（Gen。 V。 Rabenau） 在他所著“泽克特传”中，曾经引证这位上将所说的话如下：“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弱点，和俄国的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即应该能使其消灭。”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