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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各人分头准备。1911年1月，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黄兴自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统筹部下设八课，负责交通、调度、储备、调查等，分别由赵声、陈炯明、胡汉民等人担任课长。另外，为了制造炸弹和暗杀工具，又设立了实行部，由方声洞负责。随后，各课人员纷纷潜入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多处，各自开展活动。
这次的起义准备很充分，孙中山等人在南洋、欧美等地筹集了15万多元，购买了800多杆枪支和数万发子弹，并精选了一批年轻党员为先锋队（也就是敢死队），开始为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诸如为人所熟知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等人，都纷纷写下和亲人诀别的遗书（悲壮悱恻，一字一泪），以表示以身殉难的决心。另外，朱执信、谭人凤等人纷纷前往新军、民军和会党中进行联络，以作呼应。
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决定在4月13日举事，分十路进攻：第一路由黄兴亲率，进攻总督衙门；第二路由赵声率领，进攻水师行台；第三路由徐维扬率领，进攻督练公所；第四路由陈炯明率领，防截旗满界等等。另外，还专设放火委员，以备临时放火，扰其军心。
虽然起义日期定在4月13日，但由于从日本订购的军火尚未到齐，而另外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一是革命党人吴镜从香港运送炸弹时被查获，二是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这使得广州的气氛大为紧张。于是黄兴等人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6日。
但当时清方似乎已经觉察了革命党人的举动，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淮都加强了戒备，巡警们也纷纷出动，在大街小巷开始盘查。这时，革命党内部发生了分歧，陈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张推迟起义，而喻培伦等人则坚决主张立即起义。黄兴当时也是举棋不定，后来被喻培伦等人的情绪感动，便决定在27日下午5点半发难，并调整了进攻计划，由十路变成四路，分别由黄兴、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率领。但由于各种原因，陈炯明、姚雨平和胡毅生这三路并没有按时举行，实际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
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宣布起义，他亲率敢死队一百七十余人，臂缠白布，直奔总督衙门。不料，张鸣岐早有准备，他听到外面的枪声后立刻从后门逃到了李淮的水师行台。黄兴等人冲进总督衙门一看，里面已是空无一人，而敢死队撤出的时候却和总督衙门的卫队及李淮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互有伤亡，黄兴也在激战中被打断两指。由于其它三路人马和新军会党等都没有响应，实际上只有黄兴的敢死队在孤军奋战，最终寡不敌众，敢死队大半捐躯，极为壮烈。次日，赵声和胡汉民率二百多人从香港赶到，但已是无济于事。
是役，革命党殉国遇害者八十六人，皆为取义成仁的民族英秀。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敢死队员，平时大都是些文弱书生，是各省从各种专门学校毕业的有知有志的青年才俊，但在起义中却表现极为英勇，如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朱执信“攻署督时，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还有林文、林觉民等人，都最终抛头颅、洒热血，喋血街头。据统计，这次广州起义死难者有名有姓可考者86人，其中有72人的遗骸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也就是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了。
青山有幸葬烈骨，黄花无情度春秋。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人原本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最终却只是作为革命小卒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役后，孙中山语也曾是沉痛的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而起义领导者黄兴更是痛不欲生，赵声则在起义后不久愤然病卒。在失败的气氛下，革命一时陷入了低潮。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
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即使在同情的时候也不应对此表示赞成）。同样，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的革命嘛。
《史记游侠列传》里对古代的游侠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便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古代的荆轲、聂政也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尊崇对象。
另外，暗杀风潮的涌动和当时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正如《民报》所鼓吹的，“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陶成章后来从同盟会分裂出去后，也一直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不过，他倒没有做过成功的暗杀，自己反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12年）被人给成功的暗杀了。杀人者，蒋志清（介石）是也。
据统计，清末总共发生了19次暗杀事件，为我们所熟知的有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其中，最厉害的是陶成章，他的谋刺对象是慈禧太后，其次是汪精卫等人，他们试图谋刺摄政王载沣（可惜他们都没有成功）。被革命党人计划谋刺的大都是掌管军事的高官，如陆军部长铁良、广州将军孚琪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李淮也是被谋刺最多的，他总共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而且，暗杀地点主要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北京的高官多而广州得革命风气之先。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不仅对于推翻清王朝有相当影响，而且，民国初年的诸多暗杀活动如宋教仁案，陈其美案等也与之有渊源关系。
暗杀具有游侠精神，因而那些身体力行的志士故事极多。1905年试图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他就认为暗杀是革命排满的好办法，杀他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吴樾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还是给他们来了一下子。当然，结果是五大臣没事，自己倒给炸死了。当时革命风气还没有起来，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行动就有点“斩首行动”的味道了，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范传甲谋刺协统清军协统余大鸿和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后来刺杀广州将军孚琪的同盟会员温生才也属于这种。这种暗杀活动，主要是为了给起义扫除障碍，并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譬如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它学生也纷纷相应，抢夺军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各文武官员们抱头鼠窜。
但是，斩首行动还不彻底，虽然恩铭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已经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恩铭也是糊涂，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徐锡麟的手下。
前来参加典礼的巡警部侍郎毓朗亲自审问徐锡麟，喝令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别洋洋得意，你若慢走一步，恐怕也被我击毙了！”接着，徐锡麟又问：“恩铭死了吗？”安徽按察使联裕等人骗他说巡抚大人仅受微伤，徐锡麟听后很泄气，低头不语。联裕便说：“你可知罪？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听后忽然领悟，大笑道：“看来恩铭死了嘛！恩铭死了，我志得偿！我志既偿，即使千刀万剐，我也在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突然，徐锡麟用手一指联裕，道：“你运气好，没死！”联裕被他一指，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徐锡麟也不用什么审讯了，便自己拿笔写供词说：“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
当毓朗等人问及其是够和同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