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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军援兵已至，熊成基只好率起义军突围退至庐州（合肥），最后因为军心动摇，只得就地解散。熊成基先是逃到日本，后潜入东北谋刺海军大臣载洵，1910年因被人告发而被捕，最后在吉林遇难。熊成基临死前，供词中声称：“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而此时的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则继续在西南频繁举行起义，他们在潮州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失败后，他们在1907年9月又联合加入同盟会的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在钦州发动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了防城，并发展到3000多人，但在进攻钦州和灵山的时候均告失利，又无饷械接济，起义军大都散入十万大山，王和顺则避往越南。
1907年12月，加入同盟会的广东会党领袖黄明堂被孙中山封为镇南关都督举行起义，队伍攻占了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等人闻讯后大喜，亲自赶到镇南关炮台助阵。数日后，大批清军援军前来进攻，义军发现镇南关炮台的大炮居然被固定（只对着越南一方），一时束手无策。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黄明堂等人虽然奋勇抵抗，但最终不敌而退入越南。
1908年，孙中山等人再接再厉，继续在西南发动起义，这就是两广钦廉上思起义与河口起义，也是孙中山领导策划的第七次和第八次武装起义了（其它六次分别为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和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南。孙中山临走之前，安排胡汉民留守河内，并命黄兴为总司令准备再入西南发动起义，自己则前往香港南洋等地筹款。经过共同努力，黄兴后来在越南武装了一支两百人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并于1908年3月进入钦州。这支起义军与清军郭人漳部几经苦斗，在钦、廉、上思一带转战了四十多天，终因孤军深入、粮弹不济而被迫就地遣散，黄兴等人再次返回了越南。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联系前几次举事失败的黄明堂、王和顺等人再次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河口是滇南门户，与越南老街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清军在河口设有督办和炮台，有四个巡防营把守，装备全是德制毛瑟枪。黄明堂与王和顺等人潜入巡防营进行策反，并答应“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于是起义在4月30日凌晨爆发。起义军分三路从越南保胜暗渡河口，发起猛攻，而清军部分营勇倒戈响应，起义军在两小时后便攻占了河口。这一仗打得痛快，起义军缴获德式枪支千余支，子弹二十万余发，队伍扩充到三千人。
随后，起义军便以河口为根据地，分兵三路，深入云南境内三百里，声威大震。不过，会党毕竟是会党，其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太差，当时起义军粮饷殆尽，那些投降的清兵个个抱怨，不肯前进，甚至有的又反降过去。黄明堂等人没办法，只能向坐镇河内的胡汉民催款。胡汉民哪里有钱，只得再去问孙中山要钱，而孙中山一时间也没有，真是一筹莫展。
最后，孙中山没有送钱去，反派了黄兴前往云南河口前线督师。黄兴到河口后，黄明堂和王和顺等人发现黄兴没有带钱来，心生怨气，便不服指挥。而那些投诚清军更是不听调度。譬如黄兴亲领一军进攻蒙自，此军都是些投降清兵，他们没有拿到饷银，便一齐朝天开枪。黄兴愕然，问：“何事鸣枪？”众兵打着哈欠说：“走不动”，便乱哄哄抱枪坐于路边，不肯前进。黄兴又是急拉、又是苦劝、又是力推，这些兵都不予理会，最后居然一哄而散。
无奈之下，黄兴也懒得回河口便直接去了越南，想筹集了资金弹药再去进攻。不料，黄兴途经老街时被暴露，给法方截留并遣往新加坡。这时的河口起义军饷械不济，很快陷入困境。而此时清军增兵十营，分兵两路，将起义军三面包围。最后，起义军在坚持了近一个月后，河口失守。六百多名义军在黄明堂等人率领下，突围后撤入越南，后来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西南武装起义的连续失败，导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威信严重下降，同盟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有人消沉，有人变节，有人改信别的主义。就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共和主义，如主编章太炎指责革命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论调很是悲观。1908年9月，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数百张《民报》股票前往南洋筹款，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浙江会稽人（今绍兴），原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曾参与创建大通学堂，后来加入同盟会，是《民报》的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编辑人。陶成章本人倒是严于律己，但其性情褊狭，不能容人，一贯与孙中山不和。1908年9月，陶成章到新加坡找到孙中山后，要求拨款三千元作《民报》的经费。
时值河口起义失败，六百多义军被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遣送到新加坡，孙中山当时正为这些人的安置问题而头疼，他自己都得靠变卖自己的手表衣物相接济，最后他只能向陶成章摊牌说自己也无能为力。陶成章很是失望，便提出由孙中山开介绍函到南洋筹款的要求，孙中山表示同意。不过，当时南洋正处于经济危机，筹款也很难，很多华侨的手头也不宽裕，认捐的人不多。陶成章不知就里，便怀疑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一怒之下便决计撇开同盟会，重整光复会的大旗。
1909年初，陶成章在王文庆等浙江籍人的支持下，在爪哇重新成立光复会，并在南洋各地设立分会，以和同盟会分庭抗礼。不仅如此，陶成章还不断散布流言，说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等等。接着，陶成章又纠集一些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其中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说孙中山贪污两万革命经费，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陶成章等人还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而在法国的张继此时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与陶成章遥相呼应。
对于陶成章等人分裂行为和恶劣攻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发起了反击。当陶成章带着《孙文罪状》到东京要求黄兴召开同盟会讨论此事时，遭到黄兴的断然拒绝。黄兴随后与谭人凤、刘揆一等人联名致函南洋同志，为孙中山辩护，而当时支持陶成章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浙籍人士。孙中山则断然拒绝了陶成章的无理要求，他回函说：“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于是，陶成章的“倒孙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
随后，在汪精卫等人续办《民报》的时候，将陶成章、章太炎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
同盟会的内讧，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对此，前两年被《民报》弄得灰头土脸的梁启超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他曾欣喜地对别人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
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心发动新的起义，以激励人心。1909年10月，胡汉民、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开始策划广州起义。当时，原岳王会的同盟会员倪映典打入广州新军，朱执信等人通过陆军中学堂等渠道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在一切准备妥当后，起义准备在1910年的2月24日（元宵节）发动。不料之前广州新军和巡警营发生冲突导致事态扩大，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在中煽动，便下令加强戒备，并收缴部分新军的枪械弹药。倪映典见情况紧急，便下令提前发动起义，但在进攻广州城的时候遭到水师提督李淮等部阻击，结果起义在次日即告失败，倪映典被乱枪扫死。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正大家情绪低落之时，孙中山在欧洲给黄兴等人发电报，说正在和美国财团谈判商借巨款以继续革命，并建议在广州再次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集同盟会干部开会，黄兴、胡汉民、赵声和同盟会各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再次举行广州起义，具体计划是以青年革命党志士组成一支五百人的先锋队在城内首先发难，随后联络新军、会党、民军群起响应，攻占广州，随后北进中原。
会后，各人分头准备。1911年1月，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黄兴自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统筹部下设八课，负责交通、调度、储备、调查等，分别由赵声、陈炯明、�